谈“退却”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谈“退却”
崔佩亭 王兆铮
抓好调整，是当前经济工作的中心。要把严重失调的经济比例关系调整过来，必须有退有进。“退”，是顺利实现调整的必要措施之一。只有该退的退了，并且退够了，才能保证该进的进，也才有可能逐步实现国民经济协调、健康地发展。因此，如何正确地看待“退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在战争中，“退却”和“进攻”一样，是常有的事。不仅失利的军队需要退却，就是胜利的军队，有时也要实行某种退却。正确的退却，往往成为胜利进攻的前提。主动的有组织的退却，正显示了指挥员的明智和驾驭战争发展变化的能力。
二十年代苏维埃俄国由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就是一种正确的退却。这种退却，纠正了向共产主义冒进的错误的政策，实行了一系列旨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巩固工农联盟的方针和措施，从而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国六十年代初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退却。这种退却使我国的国民经济从“瞎指挥”、“共产风”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中挣脱了出来。历史已经证明，这类退却是十分正确的决策。
我们这次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也是一种主动的有组织的退却。我们讲“退”，主要是指基本建设投资要减少，各项开支要压缩，超过能源和原材料供应可能的加工工业要控制，过高的生产指标要降下来。目的是要稳定经济，消灭赤字，使财政收支达到平衡，并进而从根本上解决我们的经济长期存在的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我们的调整，是清醒的健康的调整，是要站稳脚跟，稳步前进。因此，我们的“退却”，是有退有进，以退保进，以退促进。这种退却的积极意义还在于，它是要进一步贯彻三中全会所确定的路线和方针，彻底摆脱经济工作中的左倾思想的影响。它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作用，人们将会日益深切地感受到。
一种退却尚未充分地显示自己的积极意义之前，也会使一些人迷惑不解，乃至产生惶恐不安的心理。当年苏维埃俄国的退却曾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在国内，有人指出：宁肯受冻挨饿，也决不愿意搞国家资本主义。伤心的，骂街的，或明或暗抵制的，都有。一些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兄弟党的代表竟嚎啕大哭，他们感到不可理解的是：以埋葬资本主义为己任的革命突击队，怎么能停止进攻、在国内允许商品买卖并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拉关系呢？列宁把这种见解称之为“感情的社会主义”。他解释说，退却之所以是必要的，是因为“我们做得超过了理论上和政治上所需要的限度”。列宁一再强调，实行退却是要从“俄国目前的生产力状况”出发，是“要同无比广大的群众、即同农民群众一道前进”。列宁对这种“退却”的实质和意义所作的透彻说明，对于我们今天也是很有启示的。在我们的经济工作中，由于左倾思想长期占据支配地位，给坚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主张扣上“右倾保守”的帽子，给必要的退却横加“复辟倒退”的罪名，也成了一种“传统”。五十年代就有过反冒进和反“反冒进”之争。六十年代以后，“退却”更是成了罪孽深重的字眼。不应低估这种“传统”的影响。三中全会所确定的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的方针，两年来，不就受到或明或暗的抵制吗！有些同志看不到左倾思想给我国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造成的巨大灾难，不懂得过去那条老路不能再走下去了。他们对“调整”三心二意，甚至顶着不办，使两年来的调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多年来，在我们的队伍里流行一种观点，即所谓“革命就是进攻”，在建设上急于求成。从这种观点出发，有些同志一心追求“高速度、高指标”，生产关系的变革要越快越好，基本建设的项目要越多越好、越大越好，而且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只能“上马”，不能“下马”。他们认为，这才是革命。至于这种“大干快上”的经济效果如何，是否符合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否有利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和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却很少考虑。这些同志不了解，无论进攻还是退却，都不是目的，而是达到一定目的的手段。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只能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人民谋利益。这种利益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不应当是抽象的、可望而不可及的。如果这种“进攻”背离了人民的切身利益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客观规律，不仅“欲速则不达”，而且从根本上说，也就达不到革命的目的。
“退却”也和“进攻”一样，是要付出代价的。由于调整，许多基建项目要停建，一些工厂也会开工不足。这样，就会造成一些损失。但是，如果不坚决退下来，仍然打消耗战，势必会加剧全国的经济不稳定，造成通货的恶性膨胀，其后果更坏。搞好调整，稳定经济，安定人民生活，这是大局，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我们要顾全大局，从全局出发看待“得”与“失”。局部的损失可以避免全局的更大的损失，换得全局的主动。早退够，早稳定，新的起点会来得早一些，全国人民的生活也会改善得快一些。自觉地承担困难，就会采取积极负责的态度。凡是客观条件允许、经过努力可以完成的任务一定要坚决完成；对于下马工程的收尾工作，也要切实抓好，尽量减少损失，避免发生混乱。
“进攻”，要讲组织性纪律性，“退却”更是这样。当苏维埃俄国由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时，列宁曾一再强调，退却“更加百倍地需要纪律”。他说：“当军队退却的时候，纪律必须比进攻时严格一百倍”。（《列宁全集》第33卷第247—248页）我们今天的“退却”，也要讲纪律性，讲步调一致，讲集中统一。我们所说的集中统一，是指在宏观经济方面，在扭转国民经济被动局面的重大调整措施上要服从中央统一指挥。对于中央决定的调整方针、政策和重大措施，必须保证集中统一，令行禁止，不允许阳奉阴违、顶着不办。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克服当前的困难。强调集中统一，并不是什么都集中，把什么都搞得死死的，再走回头路。我们既要防止只顾本位利益、个人利益而损害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破坏性的自发倾向，又要在加强计划指导和行政干预的同时继续把经济搞活，发挥地方、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要实现有秩序的退却，就必须保持思想的统一和高昂的斗志。在二十年代初，为了使俄共（布）党内的思想适应建设方针的根本转变，列宁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一再强调要“保持对情况的清醒的估计，保持饱满和坚毅的精神”。我们这次调整，牵动全局，影响各个方面的工作，迫切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使全党和全国人民认清形势，振奋精神，上下一心，全力以赴。
正确认识我国的国情，是统一全党思想的最重要的一条。我国是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大国，要改变经济落后的面貌，需要经过长期艰巨的努力。我们看自己，比人家，办事情，提要求，都不能脱离这个现实。长期以来，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老是犯左的错误，根本原因就在于离开了中国的国情。我们必须把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端正过来，真正从我国的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稳步前进。从这个基本点出发，我们才能在当前的调整工作和以后的经济建设中提高自觉性，克服盲目性。
这次调整，对我们党的各级组织，对每个党员、干部，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发挥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坚定地执行中央关于一次退够、不留赤字的方针，为党和国家分忧，为群众分忧。在党中央正确路线的领导下，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奋发图强，就一定能够使国民经济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得到顺利调整，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开创出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