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句话”和“两本书”——记两个人的两件事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三句话”和“两本书”
——记两个人的两件事
编者按：一位同志说了三句真话受到清查，另一位同志编了两本坏书却清查别人。颠倒黑白，是十年浩劫中流行的瘟疫，前两年，竟然还在一些地方、部门凝聚不散。现在，该是认真清除这种遗毒的时候了。
在山西省委统战部“清查”工作的“档案”里，记者看到这样一封信：
“……我的病情看来是严重的，在医院三个月的治疗，毫无效果，医生也好象有点束手无策了。趁我还会说话的时候，请你们把我的问题做一处理，定为一类也好，二类也好，不要老拖了。你们以为拖是最好的办法，其实矛盾是不能回避的，拖是对三中全会的犯罪。
李一夫 1979年2月23日”
李一夫同志是山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1937年参加党的老同志，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年已七十，因肺癌住在北京的医院里。
在十年浩劫的后期，李一夫同志的认识逐渐提高，他对照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对张春桥、姚文元《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等两篇文章提出反对意见。在“四人帮”煽动的“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他关照一些同志不要跟着跑。他经常议论和指斥康生、江青都不是好人。就是这样一位同志，在山西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的运动中，被列为“清查”的对象，经省委批准在统战和冶金系统进行批斗。
山西省委前主要负责人和管清查运动的几个负责人，多次在正式报告中提出要清查“反大寨”和对“十一条”（1974年在“四人帮”操纵下订的解决山西问题的十一条意见）的态度问题；并反复强调要查清几件事，其中有一件是查清哪些人听过或传播过反革命分子张铁生在山西的讲话。在几次讨论省委的“清查”报告的小组会上，李一夫同志先后讲过这样“三句话”：第一，省委的报告不符合中央文件的精神，脱离了中央制定的“清查”运动的规定，自立了标准；第二，山西“清查”联系实际，首先应该联系江青穿上军装炮轰谢振华这个实际；第三，请反革命分子张铁生来太原做报告，是省委第一书记批准的，报告会是省委书记主持的，要查这个问题，省委应先作检查，而不是先查听报告的群众。就是因为这“三句话”，李一夫被列为重点“清查”对象。当时，李一夫因为身体不好，有三次未出席学习会，于是，又加了一个“三请不到”的罪名。山西省委前主要负责人亲自批示，责令李一夫“停职检查”，交代问题。
对于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李一夫当然不服。他说，我讲的“三句话”是有根据有理由的，如果省委第一书记批准请反革命分子张铁生来太原做报告是对的，而群众听报告是错的，那么我可以算是错的，问题是没有这样的道理。他还说，我不是“三请不到”，我有病没有出席一般的会议，如果开批判我的会，我就是爬，也要爬去参加。李一夫提出：省委前主要领导人是因为江青炮轰谢振华才上台的。他上台以后曾在“杏花岭”主持开了有七万党员参加的“批邓”大会，会后还亲自带七万党员游行示威。李一夫说，你们干这些事的人竟成了反“四人帮”的英雄，我这个从1973年以来几乎天天骂“四人帮”的人倒成了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这叫什么道理呢？这叫“实事求是”吗？
李一夫有理有据的辩驳，更加引起一些人的憎恶。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长自告奋勇对统战部说，你们拉不下他来，就交给我们宣传部来拉！省委前主要负责人批评统战部心慈手软，并通过组织措施加强统战部“清查”的领导力量。
“七斗八斗”，李一夫病情恶化，医生怀疑患了癌症，但不能确诊。李一夫要求去北京做检查，省委不准。经过一番周折，李一夫到了北京，住进医院。这时，党的三中全会开过好长时间了，许多是非问题已经清楚，李一夫写信给山西省委，要求对他的问题尽快做出结论。
1979年8月，山西省委统战部一位副部长因工作去北京，顺便向李一夫讲了山西省委前主要负责人对他的问题的处理意见，说李一夫虽然不是“四人帮”的帮派人物，但说过不利于团结的话。针对这个结论，李一夫给省委写了一封申诉信：
“……当前党要求全党同志、全国人民安定团结向前看，整了我两年的事，我概不计较了。但是在结论中说我说过一些不利于团结的话，我坚决不同意。因为我是被列为清查‘四人帮’的对象批斗的，结论中说我不是‘四人帮’，为什么还要留下一个尾巴和清查‘四人帮’运动联系起来呢？
“整了我两年，我还没有要求你们承认错误，你们反而找点借口留个尾巴，真是岂有此理。检查一下，看 看你们跟上‘四人帮’做了多少坏事？说了多少错话？批邓、批‘三株大毒草’、鼓吹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反动文章……。而我恰都是反对‘四人帮’这一套的……。”山西省委前主要负责人看了这封信，未作任何处理，批了“存查”两个字完事。
1980年2月6日，李一夫同志在北京逝世。
中共中央组织部、统战部、冶金部等送了花圈，协助安排火化等事宜。山西省委统战部将李一夫同志逝世的情况向省委作了报告，并建议以山西省委和省人民政府的名义送两个花圈以示哀悼。但是，这个建议被山西省委前主要负责人勾去了。
山西省委前主要负责人调离山西时，李一夫已逝世八个多月了，由他主持的山西省委，既未对李一夫的冤案做出正式的平反决定，也未召开追悼会。
在山西省的“清查”运动中，李一夫因为“三句话”受到了清查。当时，有不少人提出省委宣传部长的问题，他却安然无事。1976年，“四人帮”提出揪所谓“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这位部长按照“四人帮”在辽宁那个死党搞的模式，亲自组织“理论讨论会”、“宣讲团”，大唱“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调子。后来，在这个基础上，他主持炮制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和《反面教员邓小平》两本书。前者出版30万册，流毒全国；后者排印完毕，因“四人帮”被粉碎未能公开发行。
1976年清明节，太原广大群众在“五一”广场悼念周总理，这位部长被指定“清查”这一革命活动。但在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的运动中，此人又被前省委主要负责人指定领导宣传系统“清查”工作。1977年春，有人揭发他主持炮制《反面教员邓小平》一书的问题，他竟有恃无恐地说：党中央并没有说他是正面教员，有什么错！那位揭发他的同志，却因此被扣上破坏“清查”的帽子。那位同志在被批斗的时候病了，有人请示这位部长怎么办，他说：“他就是下午死，上午也必须把问题交代清楚！”
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位部长在省委前主要负责人支持下，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同中央唱反调。中央报刊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竟然要人们“提高警惕”，“迎接这场战斗，参加这场战斗”，“要敢于豁出去斗争”，“一定要在这场战斗中取得胜利。”中央提出要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他说这是“批了林彪又回到刘少奇那里去了”，并组织文章进行反宣传。根据这位部长在“四人帮”横行时的问题，以及粉碎“四人帮”以后的表现，中央有关部门提出此人不宜担任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才由宣传部长改任省委副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了事。
许多同志向记者反映，在山西一些象这位部长一样本来应该受到“清查”的，不仅没有受到“清查”，反倒成了“清查”运动的负责人。象李一夫那样的同志却被“清查”了，明明白白搞错了，就是不给平反。这是多么不公平不正常啊！
本报记者 许仲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