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中共中央批准 山西省委为谢振华曹中南彻底平反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经中共中央批准
　　山西省委为谢振华曹中南彻底平反
本报讯 记者王谨报道：1月21日，山西省委在六千人的干部大会上宣布：经党中央批准，为谢振华、曹中南同志彻底平反。
谢振华、曹中南错案是在“四人帮”直接插手下造成的。1969年7月，中央改组了山西省党的核心小组，谢振华、曹中南同志主持了山西省的领导工作。1974年2月20日，中央召集谢振华和省委其他负责同志到北京汇报工作。3月8日，江青穿着军装突然在一个剧场“炮轰”谢振华，诬陷上演《三上桃峰》是为刘少奇翻案。随后，在连续几天召开的省委汇报会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亲自坐镇，对谢振华、曹中南进行了揭发批判，说谢振华“跟着陈伯达走错了路线”，“批极左”，“抵制干扰学大寨”，“演《三上桃峰》搞翻案”等等。3月底，山西省委负责同志一行回到太原，由担任山西省委领导职务的前昔阳县委主要负责人主持召开了山西省委三届七次（扩大）会议，动员全省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对谢振华、曹中南进行揭发批判。会议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在山西是空前的。同年6月12日至7月16日，中央再次召集山西省委汇报会议，根据王洪文等人的讲话，起草了《中央负责同志关于解决山西问题的讲话要点》（记录稿）（以下简称“十一条”），对谢振华列举了七条所谓罪名，作为谢、曹犯了“路线错误”的依据。
“四人帮”直接插手造成的这起错案，不仅诬陷了谢振华、曹中南同志，更重要的是株连了一大批干部和群众，助长了派性，影响了山西的安定团结。从1974年以来，山西省委前主要负责人一直把贯彻“十一条”，肃清“谢、曹路线”的流毒与山西历次政治运动联系起来。粉碎“四人帮”后，山西省委前主要负责人仍抓住“十一条”这个“尚方宝剑”不放，把支持、同情谢、曹的干部作为“有牵连的人和事”加以清查。甚至在1978年3月，省委前主要负责人在省党代会上的报告中再次认定谢、曹是“路线错误”，提出山西省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集中在“是对省委前主要负责人（注：即谢、曹）的错误是揭呢，还是捂呢？”“是坚持贯彻‘十一条’呢，还是反对、干扰‘十一条’？”这种错误指导思想，使得更多无辜的同志受到牵连。因此，早日分清路线是非，平反这一错案，促进山西省的安定团结，早已成为广大干部群众的迫切要求。
但是，山西省委对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呼声并没有引起重视。直到1978年9月，党中央已经为《三上桃峰》平反，而山西省委在中央的平反文件所附的报告中仍申明：“推倒对《三上桃峰》的诬蔑不实之词，……不影响谢振华同志所犯路线错误的性质或减轻其错误的严重性”。
党的三中全会要求平反冤假错案，谢振华、曹中南同志分别给党中央和有关部门写了申诉信。1980年6月，中央组织部给山西省委转去谢、曹的申诉信，敦促省委对此案进行复查。与此同时，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赴山西调查小组协同省委对谢、曹案进行了几个月的复查工作。复查结果表明，谢、曹案纯属一起错案，“十一条”中列举的谢振华同志的所谓七条错误，有的与事实不符，有的把本来正确的当成错误来批。如所谓“跟着陈伯达乱跑乱说，走错了路线”的问题。经查，陈伯达1970年7月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之前有个“华北之行”，陈到山西时，谢振华同志接待并陪同陈伯达到过内蒙古，是属于工作关系，不应定为“走错了路线”。又如所谓“批极左”问题。实践证明，1972年10月中旬，在山西省委三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上，谢振华、曹中南同志根据中央领导同志在全国外贸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提出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问题，这是正确的。再如所谓“抵制和干扰”农业学大寨运动和所谓“支持了大毒草《三上桃峰》问题”。现已证明，谢振华、曹中南同志在山西工作期间，反对在农业上推行大寨那套左的做法，是难能可贵的。至于强加给《三上桃峰》和山西省委及谢振华同志的种种罪名，纯属捏造、诬陷。
最近，中共中央批转了山西省委《关于为谢振华、曹中南同志平反的报告》。报告中说：鉴于1974年处理山西问题时“四人帮”直接插了手，省委三届七次（扩大）会议和当时的《中央负责同志关于解决山西问题的讲话要点》中所述谢振华、曹中南同志的主要问题不是事实，省委决定：为谢振华、曹中南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推倒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凡因所谓谢、曹问题而受株连的地方和军队的干部、群众一律平反；对于一些地方和单位，在贯彻执行当时的《中央负责同志关于解决山西问题的讲话要点》时发生的缺点和错误，责任在省委。
山西省委在报告中还强调，为解决好这一问题，做好善后工作，我们要搞好干部学习，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积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顾大局，识大体，讲谅解，讲团结，增强无产阶级党性，根绝资产阶级派性，同心同德，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