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您健康长寿——介绍中国的“食疗”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愿您健康长寿
　　——介绍中国的“食疗”
俗话说：“良药苦口”。可是，最近市场上出现的用中药材配伍制成的糖果、饼干、点心和各种饮料，既能满足人体营养的需要，又能起到防病治病的作用，颇受消费者的欢迎。苦口的药物和美味的食品怎么能揉合到一起去呢？记者怀着浓厚的兴趣走访了中国药材公司食疗研究人员王建平同志。
去年，北京义利食品厂生产的补气、健脾的参苓酥糖和参苓饼干，就是在王建平的协助下研制的。一见面，他就兴致勃勃地谈起来了。
食物和药物，在人们的思想中是两种不同的概念。但从历史上看，中药和食物是同出一源的。日常的许多食物，从祖国医学的观点来看，就是可以防病的药材。“食疗”，即用日常天然食物来预防和治疗疾病，以食带疗，是祖国医学的一个术语。它与中医理论是一脉相承的。中医治病讲究辨证施治，扶正祛邪，处方配伍要“攻而不伐”，“补而不壅”。中国“食疗”，在食物的选择上，不光是注意其营养成分，并且以其调节内脏机体的作用为立脚点。谈到这里，王建平举了一个例子：清代的食疗方剂“枸杞羊肝汤”，不仅营养丰富，从中医观点来看，枸杞、羊肝还是养肝、明目的药材。近代医药学证明，枸杞有修补肝细胞、分解肝细胞内脂肪的作用。枸杞羊肝汤既是夜盲、视力衰退症的治疗食物，又是肝病恢复期病人的营养食物，健康人服用也有益补肝肾的功效。
以美味的饮食达到防病的目的，与服用大量苦味的药物在人的精神感受上是绝然不同的。传统的中药制剂大多药味辛苦，饮用不便，“食疗”采用中草药和各种食物配伍，以中国传统的烹饪技艺，制成饭菜和各种食品，使苦药变成佳肴，味美可口，别具风味，人们当然比服药容易接受得多了。有时因药物与食物配伍得当，还能使药效倍增哩！正因为这个道理，许多功效显著的“食疗”方剂在民间广为沿用。如治妇女体虚贫血的“当归羊肉生姜汤”、专治老年体虚气喘的虫草炖鸭，等等。有的“食疗”方剂早已加工成食品，供应市场。如上海生产的小儿八珍糕，是根据明代的方剂，用六味中药加粳米、白糖制成，专治小儿脾虚、消化不良。因其味道甜美，营养丰富，孩子们很喜欢吃。当然，这些“食疗”方剂需四时常服方见功效，企望暴食速效是不行的。有的还需与药物治疗配合起来，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
据王建平介绍，早在两千多年前，西周就有“食医”、“疾医”（内科）、“疡医”（外科）、“兽医”的分工。周代帝王的“右相”，是专门组织食医为帝王配膳，做营养保健工作的。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生活实践中所获得的“食疗”知识，已由“食医”总结起来为贵族们服务了。这以后，“食疗”不断见于文字记载，连威震一时的魏武帝曹操也曾对“食疗”颇有研究，亲自撰写有关“食疗”知识的《四时御食制》。据考证，有关“食疗”最早的完整记载，见于《神农本草经》。这是汉代人假托传说中的神农之名写成的一部中药文献。它记载了365种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列为上品的，大部分可作日常食物，食之可以使人健康、长寿。中国古代的“食疗”专著出现在唐代，被后世人称为“药王”的名医孙思邈总结了诸家名医的养生理论，写成《千金·食治》方，分别论述了谷米、瓜果、蔬菜、虫草对人体的损益和对疾病的功能主治。后来，其弟子不断增补修改，终于写成了系统性的专著《食疗本草》。到了元代，饮膳太医忽思慧写的《饮膳正要》，着重研究了在日常食物中加入不同中药以后，对人体机能所发生的作用。从汉代到清代，我国著名的“食疗”著作约有30部之多，现在可以查到的大约有16部。
我不由赞叹道：“这可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啊！”王建平点点头，眉宇之间流露出沉重的神色。他说：“可惜，在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民族的东西受压抑，受歧视，‘食疗’是祖国医药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也得不到很好的继承与广泛的应用，被人讥讽为‘不科学’呢！”“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我问。“现在情况可好多了。近年来，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下，中药部门提出了广开生产门路的口号，‘食疗’也就逐渐受到重视。你看，这两年，市场上不是出现了许多新型的保健食品吗？”
在访问结束的时候，王建平说：“要重视发展我们民族自己的东西。现在，中国的‘食疗’在国际上已引起注意，有些保健食品畅销国外，很受欢迎。我们还有什么理由看不起我们自己呢？发掘‘食疗’精华，使之为人类的健康、长寿作出贡献，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啊！”
“要重视发展我们民族自己的东西”，这句话在我的心底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我们要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各行各业不是都应该具备这样一个信念吗？
本报记者 白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