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上编）中的几点史料问题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中国近代史（上编）中的几点史料问题
燕丹
范文澜先生著《中国近代史》（上编）在掌握唯物史观的观点，选择史料等方面，都是相当成功的。它是一部比较优良的中国近代史著作。但笔者读后，觉得还有些地方需要商榷，特提出来研究一下。
（一）鸦片战争中英国的两个“义律”，没有明白的交代清楚，前一个是澳门领事，后一个是陆军统帅，本书对后者既用过“乔治义律”，则为分别起见，就应始终一致，不应有时用乔治义律，有时又简称义律，使读者搞不清楚。
（二）甲午之战中国失败后，满清政府第一次派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携李鸿章函赴日求和，日本不允接谈。本书说：“因为他是英国西人，不是美国西人”。（三三二页）。按德璀琳是德国人，不是英国人。罗惇曧的“中日兵事本末”，及罗文所根据的姚锡光的“东方兵事纪略”，大概是此处错误的来源。陆树德在庚子事变，联军陷京后，有“救济日记”，他记在天津请德璀琳协助救济情形，九月初八日下有云：“到张宅（张燕谋京卿）见德璀璘，畅谈时事，予告以久闻各国兵丁甚有纪律，极为钦佩，今见各国兵与中国情形相同，方知此次之败，非战之罪也。德璀璘云：现在德国兵如此无理，我亦羞辱，但我国亦以我为德国二毛子也。”时间相距仅六年，天津当不致出现第二个有名的德璀琳，这点我相信李书中称为“德人”是正确的。
（三）李鸿章决定和日本作战后，临时派兵二千人渡海，援助牙山孤军。本书说：“他总要带一些外国关系才敢行动，出重价雇英国商轮高升等三船运兵，中国兵船济远等三艘护送。”（三○九页）查有关甲午战争文献，当时租英国的只是一个高升轮（载九百多兵），并非“三船”。附同高升行的是中国揉江运船。另有中国爱仁飞鲸两船援兵先两天由济远等三舰护送赴牙山是达成了任务的。（见池仲祜：甲午战事记）
（四）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回津，称病不出“派科士达到总理衙门，叙述“李相之忠”，劝速批准和约。和约当然批准，李鸿章给福士达酬劳金十五万元。”（三三六页）按当时伍廷芳被派携约晋京，福士达系满清政府所礼聘，十五万元的酬劳金不会由李鸿章掏腰包，但原文却很易引起误解。
（五）在义和团运动一章中，对光绪在几次会议中的反对意见，完全没有提到。对最勇敢的反对派袁昶、许景澄的下场说是：“在义和团压力下，把袁、许二人斩首”。（四四七页）亦不合事实。事实上那是因为他两人曾把慈禧太后给各省论旨，凡是外国人一律要杀的“杀”字，擅改为“保护”二字，被揭发了，惹得慈禧大怒，立命杀掉的。（但为顾体面，当时不宣布此事）。这在景善日记中，记得很明白。
（六）本书于鸦片问题的三派，对抵抗派林则徐等认为在当时是进步分子，是对的；但在义和团运动中，对统治阶级阵营内所有赞成反对各派，一概认为要不得，不能给他们一个应有的历史评价，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似有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七）统治阶级阵营中必有派别，但统治阶级的首领（皇帝）却是随着本身利益为转移，并不会固定属于那一派。本书叙述道光皇帝采取派系观点，便不免时有矛盾。如赞成林则徐禁烟的道光（旻宁），照著者意思该是抵抗派，但本书在廿一页，因他未准山西巡抚关于准许军民告发官吏吸烟的奏折，便说：“这是投降派对抵抗派第二次打击，取得胜利。”于是道光又硬成了“投降派”；可是在二十五页因道光勖勉林则徐邓廷祯，勿信谣言，安心禁烟。本书又说：“当时旻宁的主要倾向，还在禁烟一面。”这些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如果把各派不往旻宁身上强拉，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八）本书称清朝皇帝，都用本名，不用庙号，如不称道光而称“旻宁”，不称光绪而称“载湉等等。这虽是别开生面，虽有革命意义，但纪年庙号，如果说是封建性的，至少它的封建性并不算怎样严重；像道光光绪等已为妇孺均知的代名，现在舍而不用，要人民大众再记他们生疏的本名，笔者私意以为实在没有多大必要！
上面这几点简单的意见，是否完全正确？笔者并不敢自以为是，特提出来商榷一下。还要附带声明一点，笔者并不是专究历史的，因工作上的需要，实在还只看了关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及义和团运动三部分，所以本文并非笔者对本书全部的意见。
答复
我们接到燕丹先生的来稿后，便把它转到中国科学近代史研究所去，由该所荣孟源同志答复如下，复文曾征得范文澜同志的同意。 编者
（一）鸦片战争中两个义律，一为查理义律，书中简称“义律”，一为乔治义律，书中用全称。并未混淆。
（二）德璀琳，据“东方兵事纪略”说是英国人，书中据此说是英人恐是错了，按其外文名字说亦似为德国人。
（三）高升等三只英国船，系据王芸生“六十年中国与日本”所说，恐是错了。据“东方兵事纪略”说，“高升”为英船；其余二艘，飞鲸与爱仁无明文记载。按上下文的意义，应是两只中国船。
（四）给科士达十五万元，是满清政府给的，书中词句，易引起误会，再版时一定改正。
（五）袁昶、许景澄二人的死，固有擅改谕旨一说，但许袁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是否有可能来改论旨，颇可怀疑。即便改谕旨，亦不过是他反义和团行动之一。据《拳祸记》说：许袁被杀的理由是：①五月廿、廿一日御前会议时，反对用义和团；②李秉衡北上途中，捕获奸谍，搜得许致南方某制军书与袁致某督办书，书中将北京情形，和盘托出；③许袁上疏请剿义和团，保护使馆；④擅改电谕。总计四条理由，都是因为反义和团。因此说他们反义和团而死，比说他们擅改谕旨而死恰当些。
（六）义和团运动中，满清政府中有赞成与反对各派，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是对外卖国，对内压迫人民，其区别是一为不能镇压义和团时，就利用义和团，要在利用中消灭义和团；一为始终是镇压义和团；一为到了一定时期，就公然卖国；一为始终就卖国；实在没有办法说他们那一派“要得”。这和鸦片战争中投降、抵抗二派有落后与进步之区别不同，与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有一定的进步性不同。
（七）鸦片战争中皇帝虽然为其本身利益，可以一时接近那一派，一时又接近另一派，但是他绝不是超然的。如旻宁虽然他曾赞成林则徐禁烟，但他是为自己利益打算的，和林则徐等不同，所以认真禁烟，对他不利时，他就反对禁烟了。书中说旻宁动摇，并不矛盾。
（八）对于皇帝称本名，我们认为是应该的。因为封建的庙号与谥号，没有再用的必要，同样是大家所不熟悉的。例如旻宁庙号是“宣宗”，谥号是“效天……（删二十字）成皇帝”，载湉庙号是“德宗”，谥号是“同天……（删十八字）景皇帝”，对于一般人说都是陌生的。既然庙号、谥号，与本名都生疏，那么宁可用本名。再者，一般人所用的“道光帝”、“光绪帝”等称号，是不科学的，不应当提倡。因为“道光”“光绪”都是年号，用它来做为人名是不对的，而且假如一人改元两次、或两次以上，那就不好称呼了，如皇太极的年号，初为“天聪”后改“崇德”，还是称他为“崇德帝”呢，还是称他为“天聪帝”呢。其他朝代，麻烦还多。所以我们主张，皇帝还是称本名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