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吕振羽同志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怀念吕振羽同志
侯外庐
吕振羽同志与世长辞了。噩耗传来，我悲痛难言。振羽同志是我们党的忠诚战士、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的逝世，对于我们党和我国史学界是一个损失。就个人而言，我和振羽有将近半个世纪的友谊，是史学战线上的老战友。尤其在“史无前例”的浩劫中，我们都是无辜的受害者，而振羽比我受害更深；但我们又都是劫后的幸存者。他的逝世，使我失去了朋友、战友和知音，我怎能不仰面而哭啊！
我和振羽同志差不多二十年不见面了，直至今年4月参加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时，我们才有幸一见。虎口余生，久别重逢，我们格外高兴。振羽同志特地翻检出他在重庆时期写给我的一首诗加上跋语，请江明同志代书赠我。他在这首题为《歇马场访外庐未遇》的七言中，深情地写道：“独步寻君歇马场，柴门深锁炊烟香。嘉陵急涛笼白瘴，半为琐事半文章。”语云：“外庐老友：皖变前夕在渝，某次去歇马场访兄不遇，赋七言一首，不知兄尚忆及否？振羽·八○·四·七日。”我怀着极大的喜悦接受了这份凝结着深情厚意的礼物。在历尽艰难曲折之后，我感到历史的命运又把我们紧紧连在一起了，满心希望这次见面之后，我们还能有机会促膝长谈，共诉衷肠。万万没有料到，京西一见，竟成永别。振羽同志，你离开得太快了，我们还有多少话要说啊！
振羽和我相识于三十年代初的北京。当时，李达同志和我一同执教于北京大学法学院，振羽同志也在北京从事革命活动。由于他和李达同志有师生之谊，过从甚密，因而我也得以和他相识。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先后来到重庆。振羽在复旦大学任教，我在《中苏文化》杂志工作。他家住在北碚，我家住在歇马场，两地相隔虽有二十余里，交通不便，但我们仍然经常往还。振羽有时偕同夫人江明前来，有时和其他同志一道来，有时他独自来。前述振羽给我的诗中说，“独步寻君歇马场”，就是他单独来找我的。在皖南事变前夕，国民党蒋介石正在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当时的重庆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振羽亲自来找我是有事需要商量的。很不凑巧，他那次来歇马场，适逢我因事外出，未能见面。我们往常见面时，总是要谈时事，谈文章，也谈个人生活琐事。振羽在渝期间，我曾约请他为《中苏文化》写过好几篇文章。他的《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教训》一文，就发表于皖南事变前夕1940年12月出版的《中苏文化》6卷3期上。皖变之后，振羽奉命转移。他在离渝之前，特地到中苏文化协会找我。他告诉我，他要去新四军。我说，很及时，很赞成。他把这次辞行看作最后的告别，表示他奔赴敌后，抗战到底的决心。
然而，形势的发展出乎我们的预想。四年之后，抗日战争胜利了。又三年，我们的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打败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决定性胜利。1948年，我和郭沫若同志等从香港乘轮到达东北解放区。当我们途经安东去沈阳时，恰好振羽同志正在辽东省委工作。他代表省委热烈欢迎我们。老朋友胜利重逢，真是兴高采烈。
全国解放后，振羽同志任东北人民大学校长，我任西北大学校长。后来，我们又都先后调来北京工作。这样，我们就能不时在各种场合见面交谈，直至1961年我们还一起参加过庄子思想讨论会。1963年初，振羽在参加王船山学术讨论会后，突然横遭拘捕。当时我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事，连一些负责同志也摇头不知。对此，我一直茫然不解。打倒“四人帮”之后，他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真相大白。
振羽同志不愧是一位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野心家、阴谋家为了构陷刘少奇同志，而以“莫须有”的罪名把振羽投入监狱。振羽同志蒙冤在狱中度过了十几个寒暑的艰难岁月，身体受到极大摧残，但他始终对党忠贞不渝，对马克思主义坚信不移，对同志有火一般的热情，而对敌人和一切邪恶势力则有旋风般的仇恨。他不怕威逼，不受利诱，绝不向林、江、康、陈这伙权势者们低头。他在狱中大义凛然，经常高喊：“打倒托匪陈伯达！”“打倒法西斯！”“打倒伪造历史的恶魔！”“中国共产党万岁！”“马克思主义万岁！”“一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万岁，不朽！”这些爱憎分明、铿锵有力的口号使狱中的难友为之震惊和感奋。宋人欧阳修说过：“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振羽同志就是我们党内敢于和林彪、“四人帮”封建法西斯势力作殊死斗争的谔谔君子。他这种共产党人的高尚气节，为真理和正义而斗争的革命精神，的确是永垂不朽的。
振羽同志是革命老战士，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早期拓荒者。从二十年代末开始，振羽同志一面从事革命活动，一面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中国史研究。他对中国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进行过广泛而艰苦的探索；在旧史学的莽原上，披荆斩棘，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开拓道路。1934年，他的第一部史学专著《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问世。它依据当时所能见到的地下考古资料和古籍记载中的神话传说，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比较系统地论证了商代以前的中国社会也是无阶级的原始共产制社会。李达同志于同年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中指出它有两个特点：一是“坚决的确认奴隶制度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经的阶段”，二是“探求中国史前社会的一般特征，对于这一历史时期，整理出一个整然的系统”。前一特点反对了当时托派理论家否定中国奴隶制存在的谬论，后一特点打破了当时资产阶级史学中的“疑古”风，从而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真确性。1936年，他又出版了《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一书，运用大量史料进一步论证了他所持的殷代奴隶社会说和西周封建论。振羽同志在从事社会史研究的同时，还注重于思想史研究。1937年出版了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系统地叙述了从有文字可考的商代以迄鸦片战争时期的政治思想（包括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在重庆时，振羽又撰写了《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一书，对十余年来学术界关于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做了总结性论述。同时，他遵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着手编写《简明中国通史》。1941年出版了它的第一分册，1948年出版了全书，成为我国最早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成的通史著作之一。随着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振羽又开始民族史研究。1948年，他的《中国民族简史》一书出版，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开辟了新领域。他在这方面的成绩，曾经得到周恩来同志的表彰。总之，振羽同志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拓荒者，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全国解放后，振羽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仍然积极从事历史研究，整理出版了多种著作，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新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和繁荣。即便在他失去自由的日子里，在十分恶劣的环境中，他仅凭两份报纸，连续写出了二十余万字的《史学评论》。这是他留下的最后一笔史学遗产。象任何有成就的著作一样，振羽同志的史学论著也难免有不足之处。但是，只要我们全面地加以衡量，就会看出他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贡献是重大的。
在史学战线上，振羽同志始终是战斗的唯物主义者。早在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中，他旗帜鲜明地批判各种伪马克思主义流派，揭露他们假借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的”词句，来取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以否认中国历史上奴隶社会的存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论；以所谓“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论，来反对历史唯物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等等。与此同时，他还批判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史观。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他和陈伯达的斗争。陈伯达当时反对中国经历过奴隶制社会阶段的科学论断。他在1935年写的《殷周社会略考》一文中，开头就用嘲讽的口吻写道：“有些历史原理论者以为古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如果从氏族社会脱胎而后，没有一个奴隶社会的阶段，则中国历史便将成为不可思议。”接着他便指名攻击振羽在《史前期中国社会》一书中关于殷代为奴隶社会的论点。振羽即在其所著《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一书跋语中驳斥了陈伯达所谓“历史原理论者”的指责，并在书中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还要提一下，就在这时，陈伯达在署名周金的《评郭沫若讲“中日文化交流”》一文中，又责难郭老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只看到了一般，把中国的历史发展机械地公式化了”。他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包括奴隶制在内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看作“公式主义”。正亡命日本的郭老回敬了陈伯达的这一谰言。他说：“请周金先生安心：我从不曾‘把历史发展的一般法则抹杀’过，更不曾‘完全从历史唯物论走开’过。……向公式的归纳也好，由公式的演绎也好，总要求公式之为正确的公式。好在我们的先觉者们已经替我们归纳出了好些正确的公式来，我们目前就来做一个忠实的‘公式主义者’，也是可以不必怕人笑话的。”（《质文》2卷2期）振羽同志后来回顾说：“当时在这个史学斗争的过程中，郭沫若是起了一定程度的旗手作用的。他是最先应用历史唯物论来系统地研究殷周社会的。我们都是后起者，追随他上去的，或者还可以说是他的私淑弟子。”振羽同志和郭老虽然在某些学术问题上也有过争论，但在共同斗争中他们是并肩战斗的。
在十年浩劫中，林彪、“四人帮”一伙对身陷囹圄的振羽同志威逼利诱，软硬兼施，企图从他口中得到诬陷少奇同志的所谓“材料”。然而，振羽同志义正词严告诉他们：“我要坚持自己的历史真实，也要坚持他人的历史真实。伪造历史是没有好下场的。不论是伪造自己的历史，还是伪造他人的历史，都只会受到历史的惩罚。”他甚至愤怒高呼：“打倒伪造历史的恶魔！”他已做好准备，哪怕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捍卫历史的真实，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在狱中得悉少奇同志蒙冤被永远开除出党时，他愤然赋诗：“二十世纪风波寒，三顶帽子绝代冤。忠奸功罪全颠倒，吁天辩诬董狐篇。”他不顾个人安危，不怕横加罪名，敢于为我党历史上这个最大的冤案伸冤辩诬，真不愧是二十世纪新中国的董狐！他和那些好作谤书，专写秽史的丑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振羽同志和我们永别了，他的革命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和纪念的。（原载《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4期，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