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扬破除迷信、追求新知的研究精神——悼念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发扬破除迷信、追求新知的研究精神
——悼念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
白寿彝
顾颉刚先生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在古史研究上有卓越的成就。他以破除迷信、追求新知的研究精神，用充分的论证，打破了古史的一些传统说法，从根本上动摇了战国秦汉以来编造的古史系统。在历史地理和边疆地理的研究上有新的发展。他的治学方法是有创造性的。
我国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1980年12月25日去世，享年87岁。我们对他怀着深刻的悼念。
颉刚先生，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在古史研究上有卓越的成就，在历史地理和边疆地理上有新的发展。
颉刚先生把他和别人研讨古史的论述，编成《古史辨》八册。他在1920年就开始作考辨古史的工作。后来他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他说，这个观点包含了三个意思。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第三，我们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使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使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至少能知道东周的夏商史。
颉刚先生按照他对于古史记载的基本观点，认为必须打破关于古史的一些传统说法。
（一）要打破中国古代民族原来只有一个的观念。他指出自春秋以来，大国攻灭小国多了，疆界日益扩大，民族日益并合，种族观念渐淡而一统的观念渐强，于是许多民族的始祖传说，亦渐渐归划到一条线上，有了先后君臣的关系，《尧典》、《五帝德》、《世本》诸书就因此出来。中国民族是否原来就是一个，这须俟后来地质学及人类学上有确实的发现后，才能论证；但对现在所有的牵合混缠的传说，是不当承认的。他认为，对于古史应当依照民族的分合为分合，寻出他们的系统的异同状况。
（二）要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他说，中国的统一始于秦，中国人民的希望统一始于战国。在战国以前则只有种族观念，并无一统观念。他认为，对于古史，应当以各时代的地域为地域，不能以战国的七国和秦的四十郡看做古代列国早就如此的地域。
（三）要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他认为，古人对于神和人原没有界限，所谓历史差不多完全是神话。自春秋末期以后，诸子奋兴，把神话中的古神古人都“人化”了。他认为，对于古史应当依那时人的想象和祭祀的史为史，考出一部那时的宗教史，而不要希望考出那时以前的政治史，因为宗教是本有的事实，是真的，而政治史是后出的附会，是假的。
（四）要打破把古代看作黄金世界的观念。他认为，古代的神话中人物“人化”之极，把古代说成了黄金世界。其实关于古代的某些观念是春秋以前的人所没有的。战国期间的政治家，要用古王去压服今王，于是把古王的道德功业说得高到极顶，好到极处。他认为，要懂得五帝、三王的黄金世界原是战国后的学者造出来给当代君王看的。
颉刚先生认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系统，主要完成于从战国到西汉的儒家之手，儒家经典《尚书》是确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一古史系统的首要典籍。他认为，要有效地摧毁后人编造的古史系统，必须摧毁《尚书》的经书地位，驱散它本来面目上蒙着的迷雾。颉刚先生一生把很大力量放在对《尚书》的整理、研究上。1926年在中山大学时，开了“《尚书》研究”课，编了《〈尚书〉讲义》和《〈尚书〉学参考材料》八巨册。后来到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也开了“《尚书》研究”课，编《〈尚书〉研究讲义》五种，又编了《尚书文字合编》、《尚书通检》、《尚书学讨论集》等三种。解放后，他计划对《尚书》作更系统、精密的整理。1962年发表了《〈尚书·大诰〉今译（摘要）》。近几年，他老当益壮，在有关助手的配合下，连续发表了《尚书甘誓校释译论》、《盘庚三篇校释译论》、《尚书汤誓校释译论》、《西伯戡黎校释译论》。
本来，《尚书》作为我国最古的一部文献史料，除了有纷扰了两千年之久的今古文之争这一主要问题外，还与这一问题交错地存在着如下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原有的难懂的真文件中有许多错综复杂的问题；一是后来出现的伪文件以假乱真的问题。经过前人不断的探求，特别是宋以后的努力，到清初就比较完满地解决了伪古文的问题。而保存在伪古文本中的今文二十八篇，直到清末的今文家，都认为是完全可靠的真文件。从清代中叶以来，另有一些踏实的学者则对二十八篇进行探索，勤加校勘、考订，又从文字、内容各方面进行研析，成绩远远超过前人。近人在清人成就的基础上，又接受了西方学术影响，加上甲骨文金文研究的成就，以及有关新材料的出现与增多，使《尚书》研究出现了新成绩。颉刚先生总结了前人的成果，并继续前进，在《尚书》的研究工作上取得了重要成就，还《尚书》各篇史料以原来真面目。他指出今文二十八篇并不完全可信。其中，有伪造文件，就是称为《虞夏书》的《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他认为这是战国儒家为了宣扬自己的学说，与墨家竞相塑造古史，提出自己心目中的先王尧、舜、禹，就伪造了这三篇伪“虞夏书”。《尧典》和《皋陶谟》把尧舜等人说成是理想的圣人，做出很多美政，使人们只觉得美好的尧舜盛世早存在于远古，要大家一心向往儒家所指出的黄金时代。《禹贡》是战国时期走向统一前夕的总结性的地理记载，把当时七国所达到的区域算做天下，然后根据自然地理来划分区域，把各州特产作为贡物，并据土地肥瘠来决定各州田赋的等次。这是对当时实际地理作的一个理想模式。《禹贡》本来是当时一篇可贵的地理学杰作。但儒家把它编派成大禹时代的作品，把禹加工美化为继尧舜后的一个圣王。颉刚先生以充分论证揭发了这些情况，从根本上动摇了儒家利用《尚书》编成的古史系统。
颉刚先生搜集、积累了有关《尚书》的丰富资料，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他的《〈尚书·大诰〉今译（摘要）》，是对《尚书》按篇进行校释整理的试作，也是他研究、整理《尚书》的样本。这篇作品的特点：（一）把校勘、考证、训解、章句和译述，有机地综合起来，组成一个研究体系；（二）据广泛搜集的材料，从事校释，吸收各方精华，丰富《尚书》学内容；（三）打破经学史上门户之见，择善而从，并以自己研究心得加以发展，不囿于一隅一格；（四）把各种问题的专门探索同《尚书》的一般研究结合起来，使专门知识和特殊材料为作好校释提供条件；（五）从历史角度进行考索，以求全面地、具体地弄清楚《尚书》各篇的历史背景和史事脉络。颉刚先生的这种方法，为史学著作提出了一个新的体例。
颉刚先生对史学的见解，几十年来在史学界有广泛的影响。他对《尚书》的整理，仍当有人继承下去，按照他的办法完成这个工作。
颉刚先生在1922年考辨古史的时候，也开始了对历史地理的研究。他研究《尚书》，特别注意《尧典》和《禹贡》，而《禹贡》是我国最古的地理书。他认为，儒家运用这两篇，一说帝统和制度，一说地理和贡赋，从而构成古史的重心。他所编的《尚书》讲义五种，其中就有三种是专研究《禹贡》的，有两种是专研究《尧典》的。他感到《禹贡》的问题太多，牵涉到中国古代全部地理，必须深入研究，才能把问题搞清楚。1933年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开了“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一课，对《禹贡》及有关各篇进行详细研究。1934年，他同谭其骧先生以禹贡学会的名义创办历史地理学专业刊物《禹贡》半月刊，1935年正式成立禹贡学会。半月刊出到第七卷第十期，共出了八十期。七七事变后，半月刊被迫停刊，学会停止活动。抗战中他撰写了《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解放后，颉刚先生与章巽先生合编《中国历史地图》。近年，发表《古代中原与四川的关系》及《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均有新意。
颉刚先生的治学法有创造性，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说。一个方面，是来源于我国史学传统怀疑派的疑古思想。他自述“我的学术工作，开始就是从郑樵和姚、崔两人来的。崔东壁的书启发我‘传、记’不可信，姚际恒的书则启发我不但‘传、记’不可信，连经也不可尽信。郑樵的书则启发我作学问要融会贯通，并引起我对《诗经》的怀疑。所以我的胆子越来越大了，敢于打倒‘经’和‘传、记’中的一切偶像。”颉刚先生曾著有《郑樵著述考》，标点了郑樵的《诗辨妄》，整理了《崔东壁遗书》，又标点了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从这些工作中可以看出，颉刚先生所受到的学术上的启发。他又自述，在这方面又受到胡适和钱玄同的启发和帮助。我看，更全面地说，恐怕应该说是，由于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化运动的深刻影响。第二个方面，是乾嘉考据学的继续和发展。他特别推崇王国维，他说：“数十年来，大家都只知道我和胡适的来往甚密，受胡适的影响很大，而不知我内心对王国维的钦敬和治学上所受影响之深。”第三方面，是道咸以来经世致用的思想的继续和发展。他研究边疆地理，是一个很显著的表现。他起草的《禹贡学会边疆研究计划》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来。最后一个方面很值得提出的，是他善于从所接触的某些事物中，找出相互间的联系，并应用到学术上来。他对于古史的根本论点，就是在看戏过程中得到启发。他看到同一个故事，在这个剧目中这样说，在那个剧目中那样说，都不一定符合历史实际，因而他想到，古史原来是会变的。他又从民间传说里看到同样的故事，一个时代一个说法，一个地域一个说法，传来传去就会面目全非。他从戏剧和传说中看到的这些情况，启发他和支持他对于古史提出了这些看法。这一点经验，对于研究学问很有用处。一个学者要从各个方面吸取营养，才能使他的成就更为丰富。
颉刚先生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是一个有创见、有成就的历史学家，在国内外享有相当的声誉。他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学术方面的遗产，我们悼念颉刚先生，要很好发扬他那种破除迷信、追求新知的研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