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革命不断奋斗的一生——回忆民进中央马叙伦主席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爱国革命不断奋斗的一生
——回忆民进中央马叙伦主席
周建人 徐伯昕 赵朴初 雷洁琼 葛志成 柯 灵
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主席，于1970年5月4日在北京病逝。当时，正是林彪、“四人帮”肆虐时期，很多民进同志和他的亲友都没有机会向他的遗体告别，参加追悼会的人数也有限。如今回想起来，更增加我们对他的怀念。
马叙伦先生1884年4月27日生于浙江杭州。少年时代，在故乡养正书塾读书。那时，清政府极端腐败，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中国内忧外患，使他产生了强烈的爱国革命思想。他和一些同学相约：毕业后，去日本学陆军，以便从事革命活动。不料，临毕业前因为替同学鸣不平，触怒了学正和监督，被开除出校。当时马老家贫，不能继续上学，便到上海先后帮助几家报纸编辑写文，宣传革命思想。
在辛亥革命前，马老在杭州、江山、诸暨、广州等地教书，同时宣传革命。他所在的两广方言学堂有许多学生加入了同盟会。1911年夏天，他去日本，得章太炎的介绍，参加了同盟会。回国后，正逢江浙人民反对清政府把商办的铁路收归国有，他积极参加了这场斗争。不久，爆发了武昌起义。他参加筹办民团，准备响应。浙江都督府成立后，他前后两次担任都督府秘书。以后又到上海办《大共和日报》，任总编辑。
1913年，马老到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做国文教员，随后北京大学又请他到文学院教课。这时，他以为清王朝已被推翻，革命已经成功，自己可以“超然物外”，只做一些教书工作就满足了。事实上，北洋军阀袁世凯窃取了大总统的职位以后，很快就暴露出他阴谋复辟帝制的狂妄野心。有一天，马老遇见从前两广方言学堂的学生、总统府顾问廖容，马老就动员他起兵讨袁，还帮助他写了一篇讨袁的檄文，登在香港的报纸上，这对蔡锷率领“护国军”在云南起义起了声援的作用。1915年冬天，马老和章太炎商量倒袁的事，他毅然决定在袁世凯“登极”以前，辞去北大和医专的职务，离开北京回上海。
袁世凯失败以后，马老应蔡元培先生的邀请，再次任北大教授。并动手写一部《说文解字六书疏证》，还写了《老子校诂》、《庄子义证》等书。正当马老埋头写书的时候，“五·四”运动爆发了。北京大学成立了教职员会，支援学生运动。同时，由北大教职员会发起组织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会联合会。这两个组织都推马老为书记，随后任主席。所有代表教联会同政府当局谈判都推马老出面，对外发表文字，都由他执笔。“五·四”运动以后，北京大中小学教师发起“索薪”运动，组成“北京小学以上各校教职员会联合会”，又推马老为主席。除索薪外，还提出教育基金和教育经费独立的口号，实行罢课罢教。1921年6月3日，北京上万教职员、学生往总统府要见徐世昌，马老走在队伍的最前列，遭到徐世昌派出的军队毒打，头部受伤很重，被送进医院。
“六·三”事件后，马老回到杭州养病。正值浙江第一师范闹学潮，浙江省教育厅再三请马老出任该校校长。马老就把北大教授治校的办法推行到一师，得到全校师生的拥护。1922年，经李大钊同志、蔡元培先生等多方推荐，马老被任为浙江省教育厅长。不久，北京政府改组，他两次担任教育次长，1924年冬天，马老代理教育部部务。有一次，内政部给教育部的一份密件，说根据情报“共产党首领李守常在各校活动”，要教育部马上查办，马老有意把这件公事压下来，使李大钊同志脱离一次被捕的危险。
1923年，由于国共合作，全国革命形势日益发展，在北京从事地下工作的国民党员逐渐公开活动，马老被任为国民党北京特别党部的宣传部长。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马老非常拥护。1924年冬天，孙中山先生为了与段祺瑞商谈召开国民会议的事，扶病来到北京，马老清早赶到前门车站迎接。孙中山养病期间，他经常去看望。在病重那些天，他同杨杏佛等人轮流守护。孙中山入殓那天，段祺瑞推说脚痛不来参加，派内务总长代他。马老和成千上万的群众都极为愤慨。后来段祺瑞任命唐继尧做教育总长，马老就毅然辞去教育部的职务，重任北大教授。1925年“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北京，马老当即联合各界人士组成“五卅惨案后援会”，他每天到会办公。这年冬天，段祺瑞与人民为敌的面目更加暴露。北京学生界、文化界、工商界民众联合两万人，在天安门宣布段祺瑞的罪状，马老被推为大会主席。段祺瑞派出军警，但没敢下手。散会后，群众分队示威游行，给了段祺瑞沉重的一击。第二年，发生了“三·一八惨案”。这天有一两万人浩浩荡荡地包围了执政府，各校的教授，尤其是北大的教授参加的很多。段祺瑞在帝国主义支使下，血腥镇压了爱国的学生和群众。马老第二天就写了辞职书，大骂段祺瑞，于是遭到段的通缉，被迫化装离开北京回杭州。这时的浙江省长夏超是马老的旧友，他劝说夏超参加革命，反对南方军阀孙传芳，又遭到孙的通缉。
1927年，北伐军占领江浙，成立浙江省政府，马老被任命为浙江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民政厅长。1928年底，蒋梦麟做了教育部长，马老第三次被任为教育次长。他尽管每天早到迟归，“案无留牍”，仍不能有任何作为。1929年冬天，他辞职回杭。过了半年，第四次再去北大教书，继续写《说文解字六书疏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他痛感河山破碎，国事陵替，内心郁闷无法排遣。于是以写诗抒发他对祖国大好河山沦亡的悲愤感情。到了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华北的凶焰更加嚣张。在北大，马老和许德珩、尚仲衣等几位教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主张抗日，同胡适、周炳琳、陶希圣等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后，马老和北平大学法商学院院长白鹏飞等约了各校的抗日派，组织了北平文化界抗日救国会，马老被推为主席。这时，各公私立大学中学的学生也组织起来，每天开演讲会、座谈会，马老日夜奔忙，终于累病了。胡适一伙乘机要马老休假一年，实际上逼马老离开北大。马老非常气愤，马上提出了辞职书。北大男女学生纷纷要求挽留，校长蒋梦麟几次退回马老的辞职书，但他还是决定离去，回到杭州。
1937年，“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相继发生。马老为贫病所迫，困居上海。在日伪统治下，为了掩蔽敌人耳目，改名邹华孙，还蓄起胡须，专事著述。他所著《说文解字六书疏证》30卷约240万字，是一部研究中国文字学很有贡献的巨著，很大部分是在这个时期写的。1939年秋天，一位做党的地下工作的同志找到马老，要求掩护，马老就让这位同志住在他的家里。这年冬天，汪精卫和日方代表在上海进行卖国勾结，陶希圣、高宗武、陈公博都参加了。陈是马老在北大任教时的学生。这位地下工作同志请马老找陈公博谈一谈，马老在谈话中晓以利害，劝陈、汪停止卖国活动，陈多方辩解，还希望马老出来帮忙，马老断然拒绝说：“我是决不出来的。”这时马老经济非常拮据，常常靠戚友帮助。陈公博叫人送米送钱，都被马老如数退回，并且不再同他来往。马老这种高风亮节是难能可贵的。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马老同全国人民一样，盼望国家从此一改旧观，名副其实地做个五强之一。可是蒋介石却同人民的愿望相反，大搞假民主、真独裁，假和平、真内战的罪恶勾当。马老这时虽已年过花甲，仍积极与中共地下党联系，经中共派负责同志同他谈话后，他就积极投入爱国民主运动的洪流之中。他通过当时出版的进步报刊《周报》、《民主》、《文萃》、《文汇报》、《联合晚报》等，发表大量文章，抨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扩大内战的罪恶阴谋，大声疾呼地要求和平与民主。马老不仅是《周报》的主要撰稿人，而且是《民主》的编委之一。他通过写文章和在各种集会上发表演说，同各界人士加强了联系。他同一部分进步的文教界人士，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他同王绍鏊、陈巳生、许广平、周建人、林汉达、徐伯昕、郑振铎、严景耀、曹梁厦、柯灵、梅达君、谢仁冰、曹鸿翥、冯少山等十五位同志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马老和王绍鏊、陈巳生、许广平、林汉达同志当选为常务理事。随着蒋介石反动面目的更加暴露和上海和平民主运动的高涨，民进同上海四十几个人民团体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组成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马老和民进的十多位理事都以各人民团体代表的身份当选为联合会的理事，马老并任常务理事。以后人民团体联合会发展到包括68个人民团体，联系各界群众四十余万人。
1946年6月23日，正当中共代表团在南京同蒋介石进行最后一次和谈的时候，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推马老、阎宝航、盛丕华、胡厥文、包达三、蒉延芳、雷洁琼、吴耀宗、张絅伯同志为上海人民代表，另有学生代表陈震中、陈立复二人去南京呼吁和平。当代表团到达下关时，国民党派遣的特务暴徒大打出手，马老、雷洁琼、阎宝航、陈震中等同志都身受重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下关事件”。当时，中共代表团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同志深夜赶到医院慰问。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从延安发电报慰问。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等纷纷发表社论、文章，强烈抗议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并慰问受伤代表。通过这一事件，不但在全世界人民面前进一步暴露了蒋介石国民党的狰狞面目，也更坚定了马老以及各界人士团结一致加强斗争的决心。
此后不久，蒋介石彻底撕下假和平、假民主的伪装，大举向解放区进攻，疯狂镇压各地爱国民主运动，封闭民主报刊，残杀革命民主人士。马老对此愤慨万分，他明确指出，重开内战的责任完全在蒋介石国民党身上。马老还强调指出，“革命者是杀不完的，它好象春天的草，生生不绝，而且‘更行更远还生’。”他以大无畏的精神警告国民党反动派，他说“我的历史一部分正和李、闻两先生（李公朴、闻一多）相同，我自然预备着接受一颗子弹，但是我也预备还他一个炸弹。”
马老的言论、文章鞭辟入里，气势磅礴，在人民群众中有广泛的影响。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公然宣布从6月1日起，实行“警管区制”，规定警察可以在分管的范围内自由闯入民宅、商店，随意查看，连人民最起码的居住自由也被剥夺了。上海警察局长宣铁吾、副局长俞叔平等竟为这种法西斯暴行公开辩护，马老义愤填膺，指名道姓地予以痛斥。后来，Ｃ·Ｃ头子陈立夫带了许多特务到上海，马老在大学里讲演时，大骂蒋政权，他说，“我知道今天台下有许多带着手枪的特务，我不怕，我还要讲话。”
1947年，国民党反动当局召开了伪国大，颁布了伪宪法，选举了伪总统，马老更是义愤填膺，和全国人民同声反对。蒋介石发布了“动员戡乱令”，更加穷凶极恶地镇压人民。国民党的特务每天都在监视着马老的行动，并进行威胁恫吓。为此，马老给国民党行政院长张群写信郑重表明：“至伦立身，本末不移，贫富威武，无动于衷，达观早成，生死一致。自今以拥疾之躬，待命陋巷之内，捕杀不辞，驱胁无畏，穷以私剑，投诸浊流，皆系于政府，于伦无与焉。”马老这种临危不惧，义无反顾，为革命甘愿献身的精神，值得我们永志不忘。后来，根据继续斗争的需要，我们一些同志都劝马老转移到香港。
1948年，中共发表“五一口号”，建议召开包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的新政治协商会议，以加速推翻南京卖国独裁统治，实现人民民主联合政府。马老和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立即通电响应，并先后进入解放区。1949年1月，毛泽东主席发表对时局声明，提出真正的人民民主和平的八项条件。马老、王绍鏊、许广平同志又和进入解放区的民主人士联合发表对于时局的意见，表示彻底支持八项条件，坚决把人民革命进行到底。同年2月，马老、王绍鏊、许广平同志又以民进常务理事名义，函告上海、北平、香港民进同志坚决站在革命一边，指出走中间路线者便是真正和平的罪人。
1949年7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马老、王绍鏊、许广平、林汉达等同志代表民进参加了筹备工作。1949年9月，人民政协胜利召开，制定了共同纲领，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马老当选为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并被任命为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教育部部长，以后又任高等教育部部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务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等职。马老多次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和其他各种重要会议，对国家重大问题经常发表意见，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在教育部、高教部任职期间，他同党内负责同志团结协作，忠实执行党的文教方针政策，为发展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做了大量工作，作出应有的贡献。他对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师范教育、社会教育、职业教育、业余教育等，都很重视。他特别关心学生的健康问题，要求订出具体办法贯彻毛主席关于“健康第一”的指示，保证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的全面发展。他对中小学教师，特别是农村教师工作繁重、生活艰苦非常关心。希望在政府财政力量和群众负担可能的条件下，努力设法适当改善中小学教师待遇，使大家安心工作，以利于教育事业的巩固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马老继续主持民进会务。在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领导和帮助下，顺利地克服了民进某些发起人中认为民主实现、民进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民进组织应当结束的思想，接受了政协共同纲领为民进纲领，民进会务又有新的发展。在民进第一、二、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马老都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马老对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决心“永远跟着共产党走”。他认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丰功伟绩的正确评定。他认为中国民主党派的存在和发展也是和党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各民主党派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和党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再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所以中国民主党派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不同。
今天，我们重温马老这些思想、言论，弥觉珍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作出了一系列的战略决策，采取了许多相应的重大措施，现在全党和全国人民正沿着党所指引的方向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大道阔步前进。我们民进同志经过了十年浩劫的严峻考验，取得了很大进步，落实政策之后，更焕发了革命青春，积极为四化贡献力量。我们想马老如果有知，也会感到无限欣慰吧！
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镇压人民，监视爱国民主人士。面对国民党的残酷迫害，马叙伦先生给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张群写信抗议。信中喻国民党的举措是“效汉唐末叶所为”，斥国民党特务是“明季厂卫之行”，明确表示：“捕杀不辞，驱胁无畏”。这是长信中最后一节的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