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草集》序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香草集》序
王蒙
回顾过去，往往是一种非常富有感情色彩的体验，留恋和感伤，欣悦和追悔，激奋和迷惘，会难解难分地交织在一起。比起得意洋洋，当我们追怀往事的时候，也许更多的人会摇头叹息。这倒不完全是由于人性生来软弱，而是由于，人们往往会认为（事实也多半如此），今天的自己会比昨天的自己更聪明些，于是，看昨天的时候，人们会惯用一种忧郁的批判眼光。
这本集子里搜集的一些作品，大都是1957年前后，国外所谓的“百花”时期所出现的作品。作品的作者大多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作品在热情地称颂新中国、新社会的同时也批判了生活中的一些阴暗面。这可以说是第一个批判。
但是这些——应该说是很温柔地、脉脉含情地——对我们党内、领导机关内和人们的头脑内的一些令人不快的东西进行批判的初步尝试，招致了十倍严厉的和持久的批判和打击。二十年甚至更长一些，这些作品成了“毒草”，成了禁品。这可以说是第二个批判。我深信有许多好人，有许多热情而又天真的战友和同志参加了这些批判。他们真心以为，批判了反映某些不如意的真实的作品之后，生活也就会惬意得多；他们以为，如果砸碎了调皮的温度计，天气就不会变得太热或者太冷；他们以为，对于某一个基本健康的人身上带有某种病菌的警报，比这种病菌本身更危险。这第二个批判的后果实际上是灾难性的。即使我们不把这些作品当作温度计或者警报，即使我们把它们看做猫头鹰的不祥的啼鸣，但是，难道消除了猫头鹰就可以消除一切祸患吗？
冷静地看来，这些被收到集子里的作品也许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例如我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思想不能算深邃和成熟，艺术也远远谈不上高超。那么，为什么二十余年后还有人愿意看、愿意出版、愿意翻译介绍这些本来是平平常常的作品呢？某种意义上，这应该感谢那些要对这些作品的批判、被禁止负责的人。长期的禁锢反倒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尽管持这种兴趣的人出发点可能各自不同。“批倒批臭”的结果变成了“批红批香”，这也许是一件不无教益的讽刺。
那么，出版和介绍这本书，也就是对于第二个批判的批判了，那就说也是第三个批判好了。
生活已经大大地发展了，前进了，文学也已经大大地前进了。不论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我们确是艰难而又曲折地前进着。因此，在八十年代的今日，当我们回顾五十年代的岁月、五十年代的文学的时候，我们大可不必吟咏再三，恋恋不舍。看一看这个集子里所收的作品吧，那是新中国的童年时期，也是象我这样的作者的文学生涯的童年时期的产物，它美好而又真诚，然而，它是多么幼稚，多么肤浅啊。我当时不同意，后来不同意，现在更加不同意认为林震或者黄佳英是什么“反官僚主义”的英雄。他们对生活、对社会的看法，是相当简单化的。有些地方甚至是一厢情愿的、自以为是的推断。特别是林震，他象英雄吗？否。他象弱者吗？倒有点。
因此，我建议国内外读者用一种新的，理性的，心平气和的批判眼光看待这些作品。这里所说的批判眼光，大概是我们向往的第四个批判了。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承认这些作品的思想的简单、幼稚和艺术的粗糙，我希望读者对于这些作品的兴趣会逐渐淡漠起来。
现在，允许我重复一下在本文开头时所说的话吧！回顾过去往往是一种非常富有感情色彩的体验。但我以为，我们更需要的是斯宾诺沙式的冷静，在回顾我们的错综复杂的历程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理性和科学态度。象斯宾诺沙所说的：不哭，不笑，而要理解。这样，今天的我们就会真的比昨天的我们更聪明，而明天也会比今天有所进步。我祝愿着。
〔编者附记〕《香草集》（英文版），即将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内容多选译自国内出版的《重放的鲜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