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以民为本”——董老在新中国建立后初次回乡纪实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向老一辈革命家学习

“国以民为本”
——董老在新中国建立后初次回乡纪实
“我们的保卫工作，要立足于群众”
1956年3月的一天，中共湖北省红安县委接到省委的电话，说董老回乡来视察工作已经动身了，要我们作好安排。县委领导同志高兴异常，互相传告。
县委原安排董老住县人民委员会办公楼。董老说，他到哪里就要给哪里添麻烦，人委楼是办公楼，不要惹得干部不安，影响工作，他坚持住在县委房子里。
大家知道董老来了，都跑去问候。年愈七旬、须发霜白的董老，一边微笑着和大家打招呼，一边缓步走向问候的同志。看望董老的乡亲越聚越多，执勤的同志感到为难，有位领导干部忙示意劝阻。董老立即摇手制止，并对执勤的同志说：“我这是回到老家来了，我想和大家见见。”说着，他将手杖递给一旁的护士，高兴地和围在身边的干部、群众一一握手、交谈。人们觉得董老还和当年那么平易近人，那么和蔼可亲！
在一旁的县委负责同志此时考虑却比较复杂：董老回到家乡来，不让他老人家多接触群众，准行不通；让他“来者不拒”，可董老年高体弱，又长途跋涉，汽车颠簸，身体怎么吃得消？何况董老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理应加强保卫工作，避免发生意外。
董老理解县委领导同志的想法，开门见山地说：
“想和群众见见，是我的本意，和群众在一起机会难得嘛！”董老坐在一张藤椅上，又继续说：“我们党和国家，不能没有保卫制度，正如不能没有法制一样，这是为了什么呢？从根本上说，还不是为了群众？人民群众，是国家的根本。我们党的干部，包括中央的干部，都是从群众中来的，谁要脱离了群众，谁能保卫谁？……所以，我们的保卫工作，要立足于群众……。当然，我们的工作是有基础的，这叫领导和群众的一致性，这也是真正的铜墙铁壁。”
后来，董老到武家畈、南门河、北门岗、南街大夫地、以及稞子山等处视察，我们的保卫工作也适应了广泛接触群众的要求，董老十分高兴。
“今天你们是客人，我是主人”
回乡的第三天，董老在县委机关会议室亲自主持召开座谈会，只准备了一些茶水。邀请的代表有解甲归田的红军老团长方和明，有老赤卫队员、红色地下交通员杨绍贵、杨先文，有烈军属夏文仙、徐正修，有董老的老学友、老中医李云阶和教师吴翼龙，有董老家的邻居高叔乔、秦老汉、吴老汉，还有董老的堂嫂、弟弟、弟媳和侄儿、侄女等，共计17人。
大家陆续到来，董老一直迎候在楼梯口。先到的同志见董老没入坐，也都不愿就坐。董老笑着说：“今天你们是客人，我是主人，快坐，快坐。”老中医李云阶说：“您十八载没回老家，才是真正的客人，你坐了，大家自然要坐的”。
“好，好”，董老这才坐下来，打趣说：“我们不是客人，都是主人，都是新中国当家作主的人，对吗？”
座谈会开始了，董老请在坐的谈谈这些年故乡的变化，谈谈群众的想法和要求，一时没人“打头炮”。董老笑着问：“怎么，又讲客套了？三句话不离本行嘛，各人从各人的那一行谈起好不好？”
随后，红军老团长方和明，汇报了农业合作化的情况；老邻居高叔乔，汇报了公私合营的情况；老赤卫队员杨先文，汇报了红安人民感激党的心情。一个个当着董老掏不尽的知心话，叙不完的乡土情。气氛热烈，感情深厚，座谈会开得生动活泼。当老中医李云阶谈起红安地方常见病的治疗时，董老插话更多。董老问：“解放前县北的七、紫、金有个‘山高水恶，疱颈气脚’的病，现在治愈没有？”
李医生把这些年来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调拨医药、供应碘盐等给老区人民治病的情况，作了简要的汇报，然后介绍说：“‘新脖子’不见多发，但‘老脖子’并未根除。”董老听了，望着一同到县里来的省长张体学同志说：“这是个大事，这是个大事”。张体学同志马上解释：“省里每年给红安拨了一笔专款，打算再下功夫治几年。”
“是啊！”董老说：“粗脖子病人很痛苦，生产、生活都不方便，再治的时候，要注重中西医结合，要注重方法、效果，还要请省里继续提供方便。”
董老又问了一些其他情况，在场的女医务人员暗示大家不要让董老太累，代表们都会意地站起来准备告辞。董老站起来向大家摇手说：“不要走，多坐一会儿，我们十八年难见一次面，还不在一块儿吃顿饭。”
进餐时，厨房的周师傅特地给端来了油炸糯米绿豆粑，说：“董老，这是家乡特产，请您老人家尝尝。”
“绿豆粑？好！”董老举筷夹了一个，招呼代表：“来，大家都尝尝。”董老吃完饭，放下碗筷，又一次叮嘱大家：“我吃得少些，你们可要多吃点，吃饱吃好。”
“现在搞建设，我们同样要靠群众”
董老在县城逗留了四天。在准备告别乡亲重返北京的前夕，他还依依不舍地坚持要再次绕城走走看看。
董老缓步来到礼堂门口，兴致极浓地问这问那。当他登上楼前平台凭栏远眺时，红安县城尽在眼底。这里，曾经燃烧过农民运动的烈火，响起过秋收起义的枪声，检阅过工农鄂东革命军的阵容，挂起过苏维埃政府的匾额。这里，也曾是红四方面军的前哨，新四军第五师的可靠后方。打从大革命年月董老垦荒播撒革命火种，直到全国解放，这里的红旗未曾倒过，长期被誉为鄂豫皖苏区的一座红城。
革命几经风雨，历史几经曲折。董老抚今追昔，感慨殊深地告诉他的后辈：“胜利来得多不易，革命总算有今天！”他还告诫陪伴他漫步的县委负责同志：“过去打江山，我们靠群众；现在搞建设，我们同样要靠群众。县城的变化是群众的力量。人民群众是革命的本钱。俗话说，国以民为本呀！”
当我们正在品味着董老的教诲时，董老拿起那根拄手拐杖，又指着县城的中心街道说：“那里要是设个专卖布匹、油盐的商店，就更方便进城赶集的群众了。”他还指了指南门外的一块大草坪，征求我们的意见：
“那里能不能建个农业机械厂，专门制造一些农业机械供应农村？”董老扶着礼堂的楼梯转到大门口，回过头问县委的同志：“烈军家属代表是不是每年要在这里开一次会？他们有什么意见和要求？”……
这时，董老直盯着正南的王家畈村头。在那里，麦苗儿覆盖了田畴，油菜花和一些不知名的小花环绕的土墩上矗立着一座圆柱体建筑。董老问：“那是什么？”
“那是新修的革命烈士塔，又叫‘白骨塔’。”
“白骨塔！”“这就是我那年带信回来叫修的那个塔？”
“是的”，我们当面汇报了修塔经过。董老又问：
“红安的革命烈士是10万人还是8万人？民政部门有没有统计？”
“有”，我们回答说：“原来讲10万人，是约计数，解放后中央南方访问团来县，我们派人调查登记，除已划归大悟、光山、新县的几个区，红安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实有八万人。”
“嗯！……八万烈士……老区为革命献出了八万人民！”董老的语调很沉重，他久久地凝视着烈士塔，缓缓地说：“八万烈士是人民中的优秀分子，他们的鲜血没有白流。”
马友才 潘知 耿协楠口述，肖仁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