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方的鸦片到西方的海洛因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随笔

从东方的鸦片到西方的海洛因
陈有为
现在这一代中国年轻人，看到西方世界吸毒盛行的报道，恐怕不大会明白吸毒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因为，曾经在历史上长期泛滥和危害过中国的吸毒现象，解放之后早已从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绝迹了。
所以他们就难以理解和想象：为什么今天在西方国家会有那么多人对大麻叶、吗啡和海洛因之类的毒品趋之若鹜，乐此不疲，不惜把自己的钱财、时间、精力甚至宝贵的生命，白白地浪费在这种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毒品上面？
其实，要了解西方吸毒问题的现状，倒不妨先回顾一下吸毒问题在旧中国的历史。今天在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中出现的腐朽没落的现象，原先在落后的旧中国倒是非常“发达”的。
从鸦片战争前后到1949年解放的一个多世纪内，中国的吸毒，按其普遍性和严重性来说，曾经名列“世界第一”。当年的大英帝国，在用洋枪洋炮打开中国门户之前，就先用鸦片烟的烟枪、烟泡渗进了中国人的骨髓和灵魂。马克思在文章里写过：英国对中国的“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充实英国国库”。从清朝到民国，不但王公贵族、文臣武将、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甚至黎民百姓、贩夫走卒，都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地染上毒瘾，成为“烟民”。清朝嘉庆年间有个钱塘文人范春船，写过一首鸦片诗说：“袖中管竹横三尺，一灯荧然大如粒。……可怜万钱一两土（注），令人食之如食蛊”。偌大一个中国，千千万万的炎黄子孙，就在这陶陶然、昏昏然的吞云吐雾中沉沦衰败下去。到了蒋家王朝的统治时期，虽然推行过所谓“新生活运动”，颁布过什么“党政军服务人员及学生限期戒烟条例”，在城乡各地遍设禁烟局、戒烟所，而且还由蒋介石本人兼任“禁烟委员会委员长”，可是“鸦片之害，流毒全国”，鸠形鹄面的烟鬼，依然到处可见。鸦片烟土不但盛行于十里洋场和穷乡僻壤，甚至还钻进了兵营。贵州军阀王家烈自己是个大烟鬼，他的部下也因为白天扛大枪，晚上握烟枪，而有“双枪兵”之称。那时候，所谓禁烟，实在是禁不胜禁，徒有虚名。只有革命和解放，才把乌烟瘴气的百年沉疴一扫而光，使神州大地为之焕然一新。
历史的确是无情的。当年曾经嘲笑过中国人是鸦片烟鬼和“东亚病夫”的西方人，大概不会料到，已经在中国一去不复返了的吸毒问题，今天竟然会象癌症一样在西方社会的机体中扩散到了难以医治的地步。贩卖海洛因和大麻叶的走私行当，已成为国际上生意兴隆、利市百倍的交易。伦敦、巴黎、汉堡、阿姆斯特丹和纽约这些西方文明的都城，如今暗藏着无数贩毒与吸毒的妖雾弥漫的魔窟和阴暗角落。那越来越庞大的吸毒者行列中，不但包括了有产者和失业者，厌倦人生的老人和刚刚开始生活的青年，拿工资的职员和操皮肉生涯的妓女，甚至还有戎装在身的军人。
美国一位研究毒品和吸毒问题的专家麦科伊曾经写道，“在美国，海洛因已成了大灾害。没有一个城市、一个郊区不受到传染，而且在国内外的每一个美军机构中大行其道……”。按照美国官方的说法，现在美国已有4，300万人有过吸毒行为，甚至中学的高年级学生中有一半以上吸过大麻叶。尼克松总统在任时承认：严重的吸毒问题，正在从下层往“中上阶级和上层阶级”蔓延。驻西德美军部队的一次新兵调查表明，有一半的人承认在入伍前服用过海洛因、鸦片、迷幻药和烈性毒品。事情严重到了如此地步，以至美国国防部不得不专门设置处理吸毒问题的专家和人员，而在白宫之内则建立了“禁止吸毒战略委员会”。它发表过一项题为《联邦防止吸毒和贩毒的策略》的专门文件，宣布要向日益恶化的吸毒现象“开战”。
我们无意对西方的吸毒盛行感到幸灾乐祸。因为从根本上说，吸毒的最大受害者是西方的普通人民，尤其是无辜的青年人。但是不能不看到，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吸毒问题的产生和恶性发展，总是与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状况相联系的。这就象病态离不开病源的道理一样。尽管西方的物质文明带来了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和前所未有的生活水平，但是它并没有带来相应的精神文明的进步。“阿波罗号”遨游太空和海洛因妖魔猖獗人间，超级市场的繁华和城市犯罪的盛行，这些同时并存的事实，正是西方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割裂的矛盾的证明。在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里，有人因富足而需要刺激，有人因贫穷而潦倒绝望，有人靠犯罪来发财，有人借麻醉来解脱人世的不幸和痛苦。所有那些失意的、迷惘的、无知的、邪恶的人们，都自愿或不自愿地投向吸毒的深渊，成为那瘟神的祭台上的祭品。既然吸毒问题是从这个社会的根底中产生的，它恐怕也不是这个社会所容易解决得了的。
注：从前把鸦片叫烟土，也可简称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