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真实二议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关于文艺真实性问题的讨论

文学真实二议
韩瑞亭
提要：判断一个作品的价值，不能只限于真实性，还应当看它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它的艺术典型化程度以及艺术表现方面的完美程度。文艺创作要从生活出发，但不能忽略作家在创造文学真实上的主观能动性；作家在忠实于生活的基础上，要努力提高观察、分析生活的能力，概括生活和揭示生活的本领。
一
文学不能缺少真实性这个基本因素。一部缺乏真实感的作品，首先就失去了它的说服力而不能使人接受；即使只有局部失真之处，也会损害作品的艺术说服力。真实性之于文学，就象血液和脉搏之于人体一样，是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
尽管真实性对于文学作品的意义如此重要，但是它却并不等于作品的价值本身。有一种意见认为：真实性是衡量作品有无价值的尺度。这是把对文学作品的起码要求和基本条件，混同于作品的艺术价值了。杜勃洛留波夫曾经说过：对文艺作品来说，“真实是必要的条件，还不是作品的价值。说到价值，我们要根据作者看法的广度，对于他所接触到的那些现象的理解是否正确，描写是否生动来判断”。杜氏的这一见解，是比较符合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实际的。人们鉴赏一部作品，当然要看它是否描绘出某一时期社会生活的真实图画，但更要看能否透过这幅图画获得对那一时期社会生活广泛、深刻和正确的认识，能否从中接触到某种社会的本质和生活的真理。
巴尔扎克和左拉都注重观察和表现生活的真实，而他们作品的价值却有很大差别。左拉的作品虽然对法国资产阶级社会的罪恶作了某些揭露，但由于他往往从生理学和遗传学方面去探求社会罪恶的根源，加之其琐碎的自然主义描写，因而总难接触到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则深刻地揭示了已经腐朽没落的贵族阶级怎样被贪婪成性的资产阶级暴发户所代替，正在上升的资本主义怎样将奄奄待毙的封建社会送进坟墓这一社会发展趋势。正因为巴尔扎克的作品对社会的反映如此广泛、深刻，揭示了生活的本质，恩格斯才高度评价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
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以后，出现了一批反映这次军事斗争的文艺作品，徐怀中的《西线轶事》在同类作品中则高出一筹，引人注目。这篇小说通过对七位青年战士生活道路和思想性格发展的动人描写，从历史的纵深上展现出这场血与火的考验对青年一代迅速成长的巨大影响。小说对七位青年战士性格面貌的刻画，不但渗透着鲜明的时代气息，也熔铸了深厚的社会内容。因之，它对生活的概括和开掘，要广泛和深刻。如果只用真实性作尺度，就难以衡量出这篇作品应有的价值。
一部作品所包含的深刻思想，它对生活本质的揭示，总要通过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来体现。因此，判断一部作品的价值，需要看它艺术地把握生活的程度如何，它的典型化的程度如何，这一点，也并非真实性所能包括或代替的。正如别林斯基所说：“如果在长篇小说或中篇小说里，没有形象和人物，没有性格，没有任何典型的东西，那么，不管里面叙述的一切是怎样忠实而精确地从自然中摹写下来的，读者还是找不到任何自然性，看不出任何观察入微并被巧妙地把握住的东西。”
一篇记述战争年代陈毅同志斗争实践的朴实的回忆录，可以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思想教育意义，但却不一定有艺术价值。而话剧《陈毅出山》，由于在舞台上立体地再现了活生生的陈毅形象，表现出这位老一辈革命家棱角分明的性格，强烈深沉的爱憎，而成为一件富于感染力的艺术品。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之所以是一篇颇具特色的优秀之作，不仅在于它真实地再现了这个转折时期社会生活的复杂面貌（这一点不少作品也做到了），更由于它塑造了乔光朴这样一个四化闯将的艺术典型。乔光朴搞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坚强信念，知难而上的品格，大刀阔斧排难解纷的魄力和胆识，既是我们党的干部优秀品质和传统作风在新时期的闪光，又带着人物性格特征的鲜明色彩。这个人物渗透着作者的理想，但又具有坚实的生活基础，一定程度地体现了广大群众排除阻力、推进四化的意愿和要求。广大读者那样热烈呼唤乔厂长，证明小说的价值是同乔光朴这个典型形象的塑造密不可分的。
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实践表明，作品的价值固然要建立在真实性这个必要条件之上，然而判断一个作品的价值则不能只限于真实性如何，还应当看它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对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揭示的状况，它的艺术典型化程度以及艺术表现方面的完美程度如何。恩格斯要求戏剧艺术所具备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也就是真善美的统一，这才是衡量作品价值的尺度。如果把这种尺度仅仅归结为真实性，那就把鉴别作品这一复杂的工作简单化了。
二
在讨论文学的真实性时，有的同志认为作家只要忠实于生活，把生活中的真实客观地记录下来，就是文学的真实了。这种意见要求作家忠实于生活，从生活真实出发去反映生活的本来面貌，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却无形中把生活真实与文学真实混淆起来，忽略了作家在创造文学真实、深刻反映生活方面的主观能动作用。
毫无疑问，文学真实必须以生活真实为基础。然而，任何一个作品所反映的真实生活，都要经过作家对生活现象选择、取舍、集中、概括等等加工制作过程。从这一点来说，文学真实是已经修饰或加工了的生活真实。它是对生活真实的艺术再现，而不是给生活真实定影。如果说，生活真实还是一种纯然客观的真实，那末，文学真实则是一种渗透着作家主观因素的客观真实了。所谓文学作品的真实性和倾向性，并不是可以任意分开的两半截，作家对生活的认识、评价，亦即作品的倾向，就体现在作家对人物的塑造、对场面和情节的描绘之中，也就是体现在作家对生活真实的艺术再现之中。
文学真实能否正确、完善和深刻地反映着生活真实，不能不同作家对生活的观察、理解紧密相关。优秀的作家从不否认他对生活真实的反映包含着他对生活的认识和评价。托尔斯泰明确地表述过他的见解：“把真实和通过作者的人生观流露出来的那种解释记录下来，这就是艺术的任务”。莫泊桑在一篇研究左拉的论文中谈到，即便主张作家要做“单纯的事实记录者”的左拉，他自己的创作也不能完全做到纯客观的单纯的事实记录。而左拉给自然主义所下的定义——透过艺术家的气质看到的自然，也分明承认艺术真实不能不带着作家主观世界的因素。
亚里斯多德在《诗学》里曾就诗与历史在反映客观生活方面的不同作过比较，认为“历史家描述已发生的事，而诗人则描述可能发生的事……诗所说的多半带有普遍性，而历史所说的则是个别的事”。按照他的解释，所谓“普遍性”就是符合“可然律或必然律”的东西，亦即规律性的东西。这个说法虽然不太精确，却也大体道出了文学创作的一般特征。他讲的是诗与历史的区别，实则说出了文学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区别。文学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应该比在现实本身里还显得更是生活。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文学真实比生活真实更能揭示出客观生活本身的内部联系和规律性。而这种规律性的揭示，有赖于作家对客观生活的深刻观察与分析，对客观生活规律性的认识以及他概括生活的能力。可以说，在把生活真实转化为文学真实的过程中，作家的主观能动作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里举屠格涅夫的《木木》为例。这部中篇小说是以作者母亲的庄园里发生的一件事为基本素材写成的，主人公加拉新也同作者母亲庄园里那个看门的哑吧农奴不差分毫。但是，作者却改变了事情的结局。真实事件中的哑吧农奴在女地主强迫他亲手溺死自己的爱犬之后，虽然内心十分痛苦，却仍然对女主人忠心耿耿地效劳，甚至原谅她害死了他的木木。屠格涅夫抛弃了这个奴隶式的妥协的结局。他写了加拉新离开女地主的庄园出走，沉默地但却有力地表示了自己的愤怒抗议。这个结局的改变，显然反映了作为贵族自由主义者的屠格涅夫主张改革农奴制的思想观点，但更重要的是，沦为农奴的俄国农民阶级再也不能忍受贵族地主加给他们日益深重的压迫，因而对贵族阶级统治的不满和抗议越来越激烈的现实生活潮流，使屠格涅夫看到了那种一团和气的结局是虚假、不合理的。假如屠格涅夫单纯记录生活真实，照原来的结局去写，那么这部小说就会变成对黑暗的俄国农奴制的可恶的粉饰。
文学的真实性，要求作家从社会生活的各种联系和矛盾的发展中去把握生活真实，去展示这种生活真实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当然，强调作家在创造文学真实时的主观能动作用，绝不意味着作家可以违背生活真实，主观随意地粉饰生活或歪曲生活。这类主观唯心主义的创作，在林彪、“四人帮”为害作乱时期曾经产生了怎样恶劣的结果是尽人皆知的，清除这类恶劣风气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影响，至今还有待于继续努力。不过，在反对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倾向的同时，也需要注意克服混淆文学真实与生活真实的界限，片面追求单纯记录生活真实的现象，以避免导致自然主义的弊病。而要求作家在忠实于生活的基础上，提高观察、分析生活的能力，概括生活和揭示生活本质方面的本领，这对于进一步提高文学创作的水平，产生更多深刻动人的佳作是更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