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照猫画虎——访钢铁专家杨树棠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专访

不能照猫画虎
——访钢铁专家杨树棠
钢铁专家杨树棠对冶金战线某些盲目引进的项目，从积极方面总结了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考虑。
一切引进项目，事先都应该有专家参加研究，应该由领导干部和专家共同商量决定。不同方面的专家，往往提出不同的意见。这是好事，可以使领导机关听取和考虑各方面专家的意见，作出几个比较方案，择优选用。过去，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很不自觉，吃了不少苦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认真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对于改进工作是大有好处的。——编者
1981年是举足轻重的一年，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重要转折点。新年后的一天，我们访问了鞍钢总工程师、钢铁专家杨树棠。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专家，以科学的眼光，思考观察分析现实，十分振奋地对我们说：“有人把刚刚开始的调整视为经济的低潮，可怕的危机，因而消沉、忧虑。这是一种主观、片面的观点。调整是实事求是的战略决策，是稳步前进的积极步骤。”从他自信的神色，铿锵的语调，雄辩的论述，不难看出，他胸中闪耀着强烈的希望之光。
教训，能令人聪明，也会使一些意志薄弱的人颓废。杨树棠自三十年代起，在钢铁事业中度过了多半生。从旧中国到新中国，从国内到国外，随着见闻的增广，在他脑海中留下许多正面的与反面的、直接的与间接的、自身的与别人的教训。他象珍爱财富一样珍视每一个教训，从中吸取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东西。
1979年6月，杨树棠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郑重地递交了一份调整冶金系统比例关系的提案。他指出：“根据挖潜、革新、改造的方针，把现有企业生产搞上去，比新建企业，时间要短得多，投资要省得多，见效要快得多。它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前进阵地。”这不是一个凭空产生、轻易提出的主张。至今谈起这件事，杨树棠依然满怀感慨。他说，粉碎“四人帮”后，闭关锁国的状况被打破了。对外门户的开放，扩大了人们的视野。但是，由于左倾思想没有根除，实事求是的作风尚未恢复，也有一些人面对外国的现代化工业设备，头脑发起胀来。他们怀着加快经济发展速度的“好心”，而对十年浩劫的后患却估计不足，没有冷静地考虑国力的大小，不顾客观条件的差异，甚至厌弃原有的工业基础，热中于搞大、洋、新，企图在一个早上就从外国买进一个现代化来。在冶金战线，全套从日本引进的宝钢，就是这场“急性病”的产物。
在那次全国人代会召开的三个月前，杨树棠经历过一次难忘的宝钢之行。从挂着工程示意图的接待室，到打桩机“砰砰”作响的工地，杨树棠走一路，看一路，听一路，想一路。有人听说未来的宝钢将矗立起三百吨的氧气顶吹转炉、四千立方米的高炉和一米三的初轧机，心思完全被那些“大家伙”迷住了。可是，杨树棠却关切地询问着码头吃水深度和工程地质条件。他看到一根根进口钢桩密密麻麻地打进松软的土层，仿佛一根根钢针扎在心上。“那么多设备要全套引进，眼前数不清的钢桩也要进口，我们国家究竟有多少钱呢？”杨树棠展望面前的一片浅海沙滩，不禁思潮翻卷：在这种地方建设现代化钢铁企业，附近既无原料，又无能源，况且地处长江口上，淤泥冲积，水浅地软，不能停泊高吨位的船舶，建成投产后将要面临多少困难啊！
难道是杨树棠多虑吗？不，决不是。早些时候，他听人说起兴建宝钢是学习了日本沿海建厂的经验。于是，他收集了大量资料，对日本沿海建厂的情况专门进行研究，并且写出了《钢铁厂布局》的论文。他明确提出，宝钢厂址的选定，是不顾国情的生搬硬套。日本搞沿海建厂，一是资源贫乏，依赖进口矿石和燃料的数量越来越大，沿海建厂可以降低原料燃料运输费用；二是土地稀少，只能填海建厂，另辟出路。而我们国家有丰富的煤铁资源，广阔的土地，为什么非要踩着日本人的脚窝走路呢？
就在这次会议上，杨树棠畅抒胸臆，形象地点破了宝钢的教训：“我们不能排斥引进，也不应全都靠引进。引进要合乎经济原则，要从实际需要和客观条件出发。好象到饭店买菜一样，张口就要‘套菜’，很可能吃亏。如果‘点菜’，需要吃啥就点啥，最好点那些最需要吃而自己又不会做的菜，就经济多了。”
杨老的比喻，听来回味无穷。他的敏感、渊博、深邃，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那种严肃求实的可贵精神，更使我们产生了对他的敬意。
1978年，鞍钢曾派人去日本考察，有些同志看到日本现代化的钢铁生产设备，发出了赞叹，希望把鞍钢改造成日本式的现代化冶金企业。对日本钢铁工业做过多年调查研究工作的杨树棠，思想的翅膀却从现代化钢铁企业的“迷宫”，飞回到了战后恢复时期的日本。他想，看到日本钢铁工业的今天，更应该仔细想想它的昨天。要从今天与昨天的对比之中，从昨天到今天的发展过程之中，找到发展我国钢铁工业有益的东西。杨树棠向许多同志宣传说，日本钢铁工业发展得快，不是照猫画虎，而是在老设备挖潜、革新、改造的基础上，又综合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从1956年到1963年，日本先后引进了奥地利的转炉氧气顶吹炼钢、法国的高炉喷吹重油、瑞士的连续铸钢、西德的钢液脱氧、美国的带钢轧制、美国和苏联的高炉高温高压等六大新技术，把这些最新的东西加以综合，进行了“二次创造”。日本钢铁工业发展的过程，可以概括为三句话：转移（也谓引进）、综合、大型化。杨老的这些见解，对人们正确地学习和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无疑是一种启迪。
杨树棠说，要使外国的新技术为我所用，大见功效，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更不能忽视人力、物力和科学技术这三大要素。盲目地移花接木，不顾是否具备适合的土壤和温度，必然适得其反。
杨树棠今年已经72岁了。他决心在有生之年，加紧描绘我国钢铁事业未来的蓝图。在他看来，当前国家财力、物力都很紧张，整个经济的比例关系又严重失调，正处于调整时期。但是，调整中孕育着前进，预示着鼓舞人心的希望。我们已经从以往的失败和挫折中，找出了一条前进的道路。这也不妨经常地回顾那些令人痛心的历史教训，认真想一想：为什么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短暂历程中，会再三出现脱离实际、违反科学的“冒进”，病根到底在哪里？
杨树棠的肺腑之言，是发人深思的。亲爱的读者，您觉得应该用怎样的思想和行动对他的提问作出回答呢？
本报记者 徐 放 吴世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