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就要做一名社会的公仆——爸爸许建国的教诲永远激励我们前进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革命回忆录

活着就要做一名社会的公仆
——爸爸许建国的教诲永远激励我们前进
杜新民 杜安棣
爸爸生前所常说的话：“活着就要为党工作，就要为国图强，为民造福，就要作一名社会的公仆。”爸爸也正是这样以他五十五年的斗争经历，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早在1916年，爸爸刚刚年满十二岁就来到安源煤矿学徒。在那里，他参加了刘少奇同志主办的职工夜校，初步接受了马列主义的熏陶。在震惊中外的安源煤矿三次大罢工中，爸爸又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1923年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党。从此踏上了革命的征途。
北伐战争开始后，爸爸担任了湘潭县武装纠察队长。他每天走乡串户宣传马列主义，动员广大工农拿起枪杆进行斗争。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叛徒的出卖，爸爸于1929年7月被捕。在长沙陆军监狱关押期间，爸爸和狱中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与敌人展开了坚贞不屈的斗争。1930年红军攻下了长沙，爸爸才被解救出来，参加了红三军团。然而偏偏是爸爸这段光荣的狱中斗争经历，却成了后来江青罗织罪名诬陷爸爸是“叛徒”的“罪证”。他们如此颠倒黑白、混淆功罪，怎不令人发指！
在长征中，爸爸始终负责情报保卫工作。当长征到达川北毛尔盖，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妄图谋害毛主席。在这紧急关头，爸爸在彭老总的亲自指挥下，率领一个手枪排寸步不离地守卫在毛主席身边，直到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脱离险区安全到达三军团司令部。“西安事变”期间，爸爸担任一军团保卫局长，他随同周恩来同志前往西安，负责代表团的安全保卫工作。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爸爸战斗在华北地区情报保卫工作的第一线。全国解放前夕，爸爸先后随军接管了张家口、石家庄和天津市。在担任天津市公安局第一任局长期间，仅用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把国民党遗留下来的乱摊子整顿得秩序井然。
全国解放以后，爸爸先后担任了公安部副部长，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公安局长等职务。1959年以后，又连续八年出任驻外大使。在这十几年中，爸爸的职务变了，生活环境变了，但他一切为人民着想的思想没有变；严于律己，廉洁奉公的品德没有变。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不可忘怀的印象。
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
爸爸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总是把党的工作，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记得刚刚解放的上海，社会秩序很乱，暗藏反革命分子气焰嚣张，刑事犯罪分子活动猖狂。为了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得到安全保证，爸爸一连几个月没有回过家。当时，妈妈正在北京学习，家里只有我们六个孩子，我们是多么需要爸爸能回来看看我们呀！事后听叔叔们讲，在那些日子里，爸爸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亲自调查敌情动态，指导工作，作出处理决定，有力地打击了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整顿了城市秩序。
爸爸常说：“我们只有经常和人民在一起，才能了解他们，帮助他们。”他一有时间就到工厂、里弄、郊区农村和群众促膝谈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上海解放初期，有些工厂对工人还实行“搜身制”，爸爸听到后十分气愤地说：“现在工人当家做主人了，怎么还搜身？”他亲自下厂调查，及时通报全市所有工厂一律取缔搜身作法，受到工人群众的欢迎。在爸爸分管地区里弄工作的一个时期，他经常走访里弄居民。一次，在静安区爸爸看到一家居民生活困难，几个孩子入冬还穿着单衣，当即取出身边的三十元钱交给孩子的母亲，叫她赶快给孩子添置棉衣；并指示市、区民政部门要切实加强社会救济工作。
执法守法，才能取信于民
爸爸一贯奉公守法，坚决反对封建特权，哪怕是自己的亲友犯了错误，爸爸也同样执法不阿。在上海期间，我们的一个堂哥一度和社会上不三不四的青年混在一起，自恃叔叔是公安局长，不把民警放在眼里。爸爸知道后把他找来，训斥了一顿，然后让他自己去派出所交代问题；同时，亲自给派出所打电话说：“我们是执法者，必须带头守法；如果执法违法，又怎么能取信于民呢？正因为他是我的侄子就越要从严处理。”在爸爸的坚持下，把他送进了管教所。事后，爸爸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不要以为我是市委书记，你们就可以高人一等，你们也是社会的普通一员，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那时尽管我们还很小，但这几句话却始终记着。1958年，大哥准备考大学，爸爸的秘书起草了一封要求组织照顾的信，爸爸知道后立即制止，并批评秘书说：“这样不好，考大学要凭本事，考上就上，考不上就去做工嘛！”五年后，大哥从北京航空学院毕业了，那时爸爸妈妈已经出国了，我们弟妹五个多么希望大哥能留在我们身边呀！我们联名给爸爸去信，请求爸爸和有关方面讲一下，在分配上作些照顾。爸爸在回信中严肃地批评了我们，教育我们当个人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一定要以大局为重。这样，大哥按照国家的需要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北京。
只有工作义务 没有伸手权利
爸爸在多年生活中始终保持克勤克俭，艰苦朴素的作风。他常说：“我们只有为人民工作的义务，没有向人民伸手的权利。”对我们来说印象最深的是在上海的三次搬家。1952年，我们初到上海，市委安排我们到原来宋子文住过的公馆去住。爸爸一听就连连摇头说：“昨天才赶跑了宋子文，今天我们又住进去，老百姓该怎样看待我们这些共产党的干部呢？”于是我们就和另一位干部挤在一幢房子里。那个干部很不安，要把整幢房子让给我们住，爸爸嗔怪他说：“你要搬走，我们也不住在这里。”不久，我们搬到了荣昌路60号，市委为了保障爸爸的安全，安排了警卫站岗，爸爸坚持不同意这种作法，他说：“我搞的是公安工作，有了门岗，人民有事就找不到我了。”院里的房子比较多，爸爸就把会议室腾出来做为公安干警活动的小俱乐部。后来，索性搬到康平路，把原来的住房改做幼儿园。1958年，市委提出领导干部和工人同住的号召，爸爸不等工人新村全部竣工，就全家搬进了东庙二村。随着住房的越搬越小，爸爸和人民的心却越贴越近了。
生活向低标准看齐，爸爸身体力行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建国初期，干部待遇还实行供给制，爸爸总是嘱咐管理员不要铺张浪费，每顿饭只能一荤、一素、一汤，不许多加菜。尽管如此，月底爸爸还要把账单拿来过目，看有没有不合理的花销。所以全家每月开销总比规定的数字要低。当中央作出高级干部降低工资的决定下发后，爸爸主动要求，除扣掉规定中应扣除的部分外，再把他的五级工资按六级下发，直到调离上海工资始终没有变过。尽管爸爸时时处处都很注意克己奉公，但心中还觉得自己为人民尽的义务太少，而人民给自己的待遇过高了。
平易近人联系群众是爸爸的一贯作风。听叔叔们讲在国外工作期间，逢年过节，爸爸总要亲自下厨房操作，把厨师、司机、公务员都请来吃饭，爸爸说：“你们平时太辛苦了，过节你们应该休息了。”爸爸亲自动手带领使馆人员修建球场、组织假日活动，活跃职工生活，并在房后空地栽瓜种豆，和外国花匠一起修整草坪、果树，他们对爸爸说：“我们到过许多使馆，还从没见过你这样的大使。”
你们要向工农子弟学习
爸爸对我们的要求十分严格，从来没有娇纵过。尤其在爸爸出国以后，和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机会更少了，对我们的教育也抓得越紧。爸爸规定我们每个孩子每个月的生活费不能超过15元，衣食要简朴，不能浪费。记得有一次全家在吃早饭，不满十岁的弟弟把一大截红薯头扔掉了，爸爸说：“你们不要因为今天有吃有喝就大手大脚，我们长征过草地时连皮带全吃光了，为了坚持斗争，我们把前面走过的同志粪便里没有消化的青稞粒都一粒一粒地拣出来，洗一洗再充饥，这块红薯都咽不下去了吗？你们要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要养成艰苦朴素的习惯。”爸爸在国外工作八年，从没给我们买过什么贵重物品。一次，哥哥、姐姐提出让爸爸从国外给买手表，爸爸听过后，指着手上的上海表说：“你们不知道，在国外我为能戴一块国产的手表有多么自豪，我经常把它出示给外国朋友，你们也不要看不起我们自己国家的东西；再说当前国家外汇很紧张，要把外汇用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们懂得爸爸是对的，从此再没有提过从国外要东西了。
爸爸不但经常对我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就是他自己也经常用先烈的事迹鞭策自己。记得在爸爸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支美制小口径步枪，枪管已失去法兰的光亮，枪托的油漆也失去了本色。爸爸经常把它取下来擦拭，每当这个时候，我们知道爸爸一定又在回忆往事了。我们听爸爸讲过，枪的主人是爸爸身边的一个年轻通讯员，在解放战争中牺牲了，当爸爸找到他时，枪还紧紧地抱在胸前。为了纪念他，这支枪就再也没有离开爸爸身边。这个故事我们已听爸爸说过多少遍，每讲到最后，他总要加一句：“活着的人如果不加倍工作，又怎么能对得起死去的烈士呢！”
关进了关敌人的监狱
由于爸爸多年从事公安工作的特殊性，使他掌握了江青和康生的罪恶历史。“文化大革命”给他们以可乘之机，他们以所谓“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进行黑调查”的罪名，把爸爸投进了监狱。记得那是1968年3月12日，爸爸在机关已被“群众专政”了一个多月，那天，妈妈送去衣物时，发现爸爸不在了，只听说被一伙“身分不明”的人带去了。我们全家人四处打探，然而却象石沉大海一样杳无音讯。就这样，在期待和失望中我们度过了四个春秋。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在我们的多次要求下，1972年7月，终于见到爸爸。当时，我们简直不相信这形销骨立、面黄肌瘦的人就是我们的爸爸！他和我们记忆中那刚毅、爽朗，性格豪放的爸爸已判若二人。多少要说的话一下子全忘了，我们再也忍不住大滴大滴地落下泪来。爸爸却镇静如常，拍拍我们的肩膀，询问我们的情况，当听说我们弟妹四人全在农村插队时，他摸了摸弟弟的头说：“没有什么要不得！种田也是革命嘛！”当从爸爸嘴里知道这里就是秦城监狱时，我们越发糊涂了。爸爸干了一辈子的公安保卫工作，今天却被关进了关敌人的监狱！望着眼前那不足六平方米的牢房，我们实在不能想象爸爸这样一位转战南北、驰骋疆场的老战士，如今被囚禁在这个“火柴盒”里。在以后的几次探视中，我们了解到：爸爸为了将来能继续为党工作，每天坚持做几遍自己编的广播操，坚持在屋子当中不到二米的空间走上几百圈，从不间断身体锻炼，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党和人民总有一天会了解他的，真理和正义一定会战胜伪善和邪恶。
永远和人民在一起
1975年，爸爸被秘密转移到安徽六安地区，实行
“流放管制”。起初叫他住在六安地区医院里，不准爸爸讲自己的姓名和来历。但隐姓埋名并不能成为阻碍爸爸和群众联系的鸿沟，工人、农民、医生到处都有他的朋友。在地委招待所居住期间，他的房间里也经常有许多人，而当中大多数来客是四乡的基层干部和群众，他们之间无所不谈，从庄稼的长势到家庭中婆媳关系；从当时农村中的政策到社会上出现的怪现象，爸爸总是专心致志地听着。谈话的人们忘记了这个没有名姓的人，是带有些“危险性”的人物，都亲热地叫他“老红军”。爸爸的身上也确实有一股老红军的传统作风，他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他看到招待所的电灯经常白天亮着，就主动当起“灯官”；看到公用厕所的抽水马桶堵了，就自己动手去修；事无巨细，凡是看在眼里的就都要管起来。
在“流放管制”期间，爸爸花费时间最多的还是学习。他订阅了大量的报刊杂志，如饥似渴地学习。在我们清理爸爸的遗物中发现他读过的马列全集的书页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学习心得。我们明白爸爸这样关心时事、关心民情，这样孜孜不倦地学习，是为了党和人民需要他重新出来工作的一天，不要辜负了人民的期望。但长期的监禁生活，无休止的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严重损害了爸爸的健康。他经常整夜整夜地咳嗽，经常感到气憋胸闷，但是由于我们都不在身边，谁也没有发现这已经是肺癌的症状。
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来，爸爸一连几夜没有入睡，他首先给党中央写出揭发江青罪证的材料。同时，他还觉得自己有充沛的精力，还可以为人民继续工作，也许很快就会得到这个权利了。在给妈妈的信中写道：“我被剥夺为党为人民工作的权利已经九年了，如今总算看到了希望……。”但，事情远不及爸爸所想的那么简单，“四人帮”倒台了，他们的流毒并不是一下子可以肃清的。而爸爸的病情却日益沉重起来，由于缺少起码的医疗条件，癌细胞开始在爸爸体内扩散，等到医院确诊时，已为时太晚了。爸爸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他首先想到的还是国家大局，他不让我们在他身边久留，催我们赶快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即使在1977年9月26日，爸爸的病危通知书发下以后，爸爸还不同意妈妈给我们拍电报，怕我们为此而耽误了工作。待我们赶到时，爸爸已奄奄一息了。没有等到把“四人帮”强加给他的罪名澄清，就含冤饮恨离开了人世。他留给我们的最后一句话就是：“相信我，历史将证明我是无罪的。”
两年后的春天，历史为爸爸的一生作出了公正的评价。如今，爸爸的音容笑貌我们再也看不到了，爸爸的谆谆教诲我们再也听不着了，但是爸爸一心为党一心为人民的革命精神；光明磊落、廉洁奉公的崇高品德；联系群众，平易近人的民主作风却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激励着我们为完成先辈未竟的事业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