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再走经济效果低的道路了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不能再走经济效果低的道路了
周叔莲
正确处理经济增长和经济效果的关系是发展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问题。我国在这个问题上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教训主要是盲目追求高速度，导致经济效果下降。认真总结这些经验教训，根据当前情况确定切合实际的增长速度，努力提高经济效果，是一个十分迫切的任务。
过去人们认为经济增长和经济效果是完全一致的，经济增长快，经济效果必定好。我们所以长期盲目追求高速度，这是原因之一。事实说明，这种认识是片面的。
从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看，我国二十多年来经济增长并不算慢，但人民生活却改善得比较慢。十年浩劫时期，我国工农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也达7％左右，这同世界上很多国家相比都是快的，而人民收入增加很少，职工平均工资甚至减少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们通常用积累率过高、积累挤掉了消费来说明。积累率过高确实是形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但是，我们不能仅仅从分配看问题，而应该从生产、分配、流通即社会再生产的总过程来考察问题。这样考察，就会看到主要原因在于生产和建设中的经济效果太差。
第一，生产中消耗大，浪费严重。很多企业在原材料、燃料、动力以及劳动力等方面浪费十分严重，有些甚至是惊人的。这就必然导致消耗增大，成本增加，利润减少。我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每百元固定资产实现的利润，1957年为23．6元，1976年为12．1元，减少51．2％；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和税金，1957年为34．7元，1976年为19．3元，减少55％。这就大致反映了生产过程中经济效果下降的情况。
第二，产品质量差，有的甚至是废品。有些产品花了很大的代价生产出来，计算了产值和利润，但由于质量差等等原因，不具备应有的使用价值，甚至完全没有使用价值，从而不能成为有用的社会财富和可分配的国民收入。例如目前大量积压的机电产品中，据计算，需要报废的约有5—10％，能勉强使用但要削价处理的约有40％。
第三，流通过程迟缓，物资积压严重，资金占用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每百元产值占用的流动资金，1957年为19．4元，1976年为36．9元，增加将近一倍。据物资部门统计，1979年以来全国16种主要原材料和机电产品的库存，与1964年相比增加了4倍，而同时期国民收入只增长1．4倍，工农业总产值只增长2．5倍。按当年实际安装使用量计算，1979年底机电产品的库存量相当于一年半的消费量。物资积压不仅使产品不能及时利用，长期积压还使有些产品完全失去使用价值。
第四，基本建设投资效果差。我国基本建设投资很多，但浪费大，效果差，发挥的作用小。我国“一五”时期以来工程造价成倍地增加，建设周期成倍地增长。“一五”时期固定资产形成率为83．7％，“二五”时期为71．4％，“三五”时期为59．5％，“四五”时期为61．4％。如果维持在“一五”期间的水平，1958—1978年可以多形成固定资产一千亿元。每增加一元国民收入需要的投资数，“一五”时期为1．68元，“四五”时期为3．76元，增加一倍以上。如果维持“一五”期间的水平，“四五”期间可以多增加国民收入三千亿元以上。
马克思曾引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的话说：“真正的财富在于用尽量少的价值创造出尽量多的使用价值，换句话说，就是在尽量少的劳动时间里创造出尽量丰富的物质财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第281页）由于经济效果下降，虽然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不慢，但真正的社会财富并没有相应地增加。加上积累率高，人口增加多，人民生活也就难以改善了。
早在六十年代初，陈云同志就指出追求不切合实际的高指标必将造成浪费。当时追求高指标被说成是积极平衡，即所谓按长线搞平衡。陈云同志总结了大跃进时期的教训，指出：按长线搞平衡不可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结果只能是“材料和半成品大量积压，造成严重浪费”。他还说：“过去几年，指标高，物资少，生产吃老本，基建不配套”。可见，我们早就不应该走高速度低效果的建设道路了。
当时陈云同志还提出了克服高指标的办法，指出：“拟定计划指标，要看各方面的条件，有多少能力，就搞多少，不能凭主观愿望”。他强调要搞好综合平衡，“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当时争论从什么时候开始搞综合平衡。陈云同志的看法是：“综合平衡必须从现在开始，今年的年度计划就要搞综合平衡，开步走就要搞综合平衡。不能说在达到了多少万吨钢以后再去搞平衡。要从现在综合平衡的经济水平出发，经过切实的研究和计算，看远景规划能达到什么水平，而绝不能采取倒过来的办法”。他还提出要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所谓按短线搞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这样做，“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只要综合平衡了，指标低一点，也不怕。看起来指标低一点，但是比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好得多，可以掌握主动，避免被动”。这些意见对现在也还是适用的。
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今后经济建设中我们决不应该再把增长速度放在第一位，而应该切实地重视经济效果并把它放在重要的地位上。我们要根据取得最佳经济效果的要求来确定合理的增长速度，而不应该用降低经济效果作为代价来取得所谓高速度。增长速度优劣的标准主要在于能否保证最佳的经济效果。还要处理好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关系，速度指标应有利于经济结构的合理化，这样也才能保证取得较佳的经济效果。现在经济科学把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经济效果三者结合起来研究，这是很有道理的，目的就是要使经济增长有利于改善经济结构和提高经济效果。
处理好经济增长和经济效果的关键在于正确认识我国的国情。我们是在一个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国家中进行建设的。现在生产力水平还很低，尤其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的商品率很低。我国人民生活还有不少困难，相当一部分农民生活比较贫困。这种情况，一方面制约着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另方面决定了要更加重视提高经济效果和注意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生活。当前我们不能再靠多上基本建设项目和大量增加能源、原材料的消耗来扩大再生产，而主要要靠发挥现有企业的巨大潜力，依靠改进管理，提高技术，降低消耗，增加品种，提高质量，提高效率来扩大再生产。只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是有可能比在其他社会制度下使国民经济发展得更快一点，更好一点的。但是我们决不能再把经济建设看得过分容易，不能再轻易地提出一些不切合实际的口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和全国人民在努力寻找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建设道路。“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就是根据当前实际情况制订的正确方针。两年来，调整国民经济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如农村经济活起来了，轻工业得到了优先增长，不少产品质量有所提高，消耗有所下降，人民收入有所增加。但是现在调整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当前要坚决压缩基本建设规模，使它退到国家财力物力能够负担的程度，要克服重复建设、盲目建设等现象，并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努力增产市场需要的商品，增加财政收入，争取及早消灭财政赤字。这样，才能为提高经济效果提供有利条件。当然，提高经济效果还要进行多方面的工作，要有一系列具体措施跟上来，包括企业的整顿、企业的改组、技术的改造、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体制的改革等等。我们要努力脚踏实地地工作，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经济的新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