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辩证的观点观察文艺现象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用辩证的观点观察文艺现象
马畏安
提要：用辩证的观点观察当前文艺现象是一个重要问题。粉碎“四人帮”几年来，文艺界的基本情况是好的。但是，在批判和纠正一种主要倾向的时候，也或先或后、程度不同地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吃形而上学的苦头实在太多、太大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坚持辩证法的两点论，是非常必要的。只有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把文艺引向象生活之树一样的常青之路。
短短几年，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使作家艺术家们焕发出艺术的青春，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文艺实践的突出成就赢得了崇高的声誉，广大人民感到由衷的高兴。文艺运动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也引起人们密切的关注。许多同志在关于文艺问题的意见中，从历史的回顾和文艺现状的考察中，都涉及需要用辩证的观点观察文艺现象这个重要问题。
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普遍规律的科学，它的根本规律是对立统一，“对立面是斗争的，又是统一的，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联系的，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一切科学领域都有其特殊规律，但是又都脱离不了辩证法的根本规律，都受这个根本规律的制约。正如恩格斯所说：“的确，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无论对一切理论思维多么轻视，可是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连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党恢复了“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四人帮”的被粉碎，并不等于路线问题的解决。当着党着手解决长期使我们陷于不幸的左倾路线的时候，遇到了“凡是”论者的阻挠，仅仅因为某些本本、某个指示，就障碍着我们前进。面对这种倾向，党中央发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号召，直到领导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推动了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另一方面，也有少数人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党中央不失时机地发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指示。党中央正是坚持了辩证法的全面观点，既反对现代迷信、思想僵化的片面性，又反对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片面性。这样，我们才一步步走上正轨，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党中央正是针对林彪、“四人帮”的形而上学的一点论、一刀切，坚持辩证法的两点论，在关于倾向的问题上明确提出，出现什么倾向就反对什么倾向；现实中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某种倾向在哪个范围内是主要的，就在哪个范围内着重反对某种倾向；反“左”时防右，反右时防“左”。当然，在这个问题上也要坚持两点论，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反“左”与反右。
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转折时期比起平常时期，思想问题总要多一些。思想问题多，说明思想活跃。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思想活跃首先是大好事。在千百万群众的革命实践面前，没有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没有什么不可探索和研究的领域。这种思想活跃会带来大量积极的、正确的、健康的因素。这是一点。当然，也难免带来一些消极的、错误的、甚至有害的东西。这是另一点。在我们党内，在社会上，确有“左”的东西，也确有右的东西。我们应当全面地看问题。曾经有一个时期，据说中国只存在右的问题，没有产生“左”的基础；现在又有人说，中国只存在“左”的问题，不存在产生右的基础。这些看法都是不妥当的。
文艺界不仅不可能脱离整个社会思潮，而且，它敏感地反映着这种思潮。
在林彪、江青、康生之流作乱的时候，文艺界受到严重的破坏。后来，它又是较为敏锐地反对思想僵化和现代迷信的重要的和有成绩的战线。几年以来，文艺界的基本情况是好的。整个文艺战线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文艺的创新，生气勃勃，方兴未艾。文艺创作上，小说、诗歌、报告文学、戏剧、电影、美术等方面，都出现了许多优秀作品。文艺战线在思想理论问题上触及的深度和广度，是建国以来所未有的。林彪、“四人帮”造成的万马齐喑的局面彻底打破了。这是主要的一面。同时还有另一面。
几年来，文艺创作和批评的实践，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在批判和纠正一种主要倾向的时候，都或先或后、程度不同地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或在某些方面出现了另一种倾向：
在批判了林彪、江青之流的“根本任务”论、即用“三突出”的模式捏造“高大全”的“英雄”的谬论以后，有的人又提出了文学艺术不要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甚至连生活中有没有英雄人物都表示怀疑的观点。
在批判了林彪、江青之流鼓吹的瞒和骗、假大空的文艺，肯定文艺应当写真实以后，有的人又主张真实就是一切，作家只要写真实就够了，只要作家主观上“真诚”就行。
在纠正了不准描写生活中的阴暗面的错误意见，允许和支持作家暴露生活的黑暗面以后，有的人又过分夸大了暴露社会主义社会阴暗面的意义。
在批判了利用文艺批评打棍子、扣帽子、动辄罗织人罪的左倾错误，提倡三不主义以后，却又出现了不敢批评、或者批评不得，把一切批评（不分正确和错误）都指为“棍子”并加以排斥的观点和做法。
在批评和纠正了文艺与政治、文艺家与政治家关系问题上的庸俗社会学，以及把一切文艺都归结为阶级斗争工具的错误提法以后，又出现了夸大文艺的特殊性和独立性，认为文艺可以脱离政治、甚至离政治越远越好的观点。
在纠正了对知识分子队伍状况的错误估计，纠正了借深入生活和改造思想之名迫害文艺工作者的错误作法以后，又出现了不谈深入生活、不谈思想改造的情况。
在反对了禁止文艺作品表现爱情的错误主张，支持文艺创作描写人们的爱情生活以后，又出现了拿描写爱情作为“调料”的现象，似乎不写恋爱就没有创作。
在批评了借党的“一元化”领导名义对文艺横加干涉的错误，不允许任何一级党组织因为文艺创作中的错误把作家打成反革命，提出坚持和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同程度地企图摆脱、削弱和否定党对文艺的领导，甚至公然提出要“同党唱对台戏”、“打破四个坚持的框框”等错误主张。
这些，都是文艺创作和批评中存在的客观事实。广大群众、包括文艺工作者在内，对上述错误倾向早已感到厌恶，积极支持和参加这些批评，并决心把这类批评坚持下去；但同时，人们对在纠正这些倾向的过程中出现的另一种片面性，也用各种不同方式提出了批评。这就充分表明辩证法是深入人心的，表明了广大群众的觉悟。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横行的十年、即形而上学猖獗的十年，给我们上了大有教益的一课，正如列宁所说，“上了历史辩证法的一课”。我们的党和人民、包括文艺工作者，吃形而上学的苦头，实在是太多、太大了。
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吧！
建国以来文艺发展的历史事实，充分说明我们吃了形而上学的大亏。十年浩劫，正是多年来片面反对右倾而掩盖着的左倾思想恶性发展的结果。人们都还记得，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把一大批革命同志错划为“敌人”，错批了一系列正确的文艺观点，错判了一系列优秀作品为“毒草”。当时，确有极少数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右的倾向，也确有为这个倾向掩盖着的“左”的倾向。但是，这个“左”的倾向不仅没有引起注意并且加以克服，相反，从那时起，一路反右倾反了下来。所谓十年浩劫，具体说就是从文艺战线上的批右、即批判《海瑞罢官》揭开序幕，继而由批判《清宫秘史》进入高潮，接下去由批判《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文艺黑线回潮”接近尾声的。一连串的批右、反右倾，掩盖着“左”倾机会主义的恶性膨胀和发展，直至“全面专政”，造成了文艺战线的空前浩劫。那年月，是怎样地“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恩格斯语）啊！反右就是反右，一反到底，根本不去考虑可能掩盖着的、甚至已经转化为主要倾向的“左”倾路线。在思想上只看到右这一点，在方法上只用斗争这一面，在斗争中，又极端片面地只讲斗争的绝对性这一方。反右、反右、反右，斗争、斗争、斗争，形而上学发展到了极端的地步。为了证明一种观点正确，就把不适应这种观点的任何实际材料都加以排除。这一切，多么符合那个典型的形而上学的模式：“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如果说哪怕是沿着同一方向再向前多走一小步真理就会变成谬误，那么，滑出十万八千里之远，就必然是荒谬绝伦了。
经验告诉我们，坚持辩证法的两点论，是非常必要的。只有首先承认有两点，然后才有可能对这两点进行具体分析、比较，进而确定何者为重点。如果根本不承认有两点，那就一切都谈不上了。现在，如果不这样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将会前脚从这个泥坑中拔了出来，后脚又在另一个泥坑中陷了进去，所谓扶得东来西又倒，我们的文艺事业将会遭受新的挫折。
陈云同志1956年在讲到我们一再反冒进但还是重犯冒进的错误时说：“同志们或许会说：人为什么这样笨？其实也难说。……做实际工作不犯错误是很难的，搞过肃反和土改的人都知道这个道理。文章上写既要反对左倾又要反对右倾，这是容易的，但做起来就很不容易。”
我们工作中之所以容易出现片面性，在出了片面性以后又往往用另一种片面性来反对这种片面性，是有着多方面的原因的，首先是社会的原因。
旧中国曾经是小资产阶级成为汪洋大海的国家。小资产阶级在思想方法上的主观性和片面性，政治倾向方面的左右摇摆，组织生活方面的宗派主义、个人主义、行会主义，曾经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社会根源。
从政治思想方面看，长期以来，我们只注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而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却被忽略，对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改造，也没有按照正确的方法进行。这正是党内“左”倾路线产生的社会根源，也是在反倾向斗争中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社会根源。
片面性还有着认识上的原因。从客观实际来说，社会主义文化艺术发展的规律，不是一下子就暴露清楚的，同时又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当这种规律尚未完全暴露或已经发生变化的时候，人们对它的认识就容易出现片面性。就主观方面来说，人们的认识总是从一个一个片面到全面，总是从对事物相对静止状态的认识到对事物发展变化的认识。如果把对事物的片面认识和相对静止状态的认识绝对化、凝固化，就容易产生片面性。多年以来，由于左倾错误的存在，特别是林彪、江青一伙片面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以致文艺领域中的许多重要问题，都未能进行深入的探讨，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予以说明。对一系列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没有系统、深入的研究，周密地对待实际问题的风气没有树立起来，相反，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的恶劣作风却到处害人。这些，也是导致片面性的重要原因。
文艺运动的客观实际，把用辩证的观点观察文艺现象的重要课题，提到了我们面前。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艺战线的思想解放运动和一系列理论问题上的拨乱反正，无疑是正确的。思想解放运动必须继续向前发展。我们要警惕在批判一种倾向的过程中出现的另一种倾向，正是思想解放的要求，正是要使我们的思想冲破形形色色的形而上学的牢笼而获得解放，走上辩证法的轨道。要看到，这些新出现的问题决不是思想解放，也不是促进思想解放的积极因素，而是消极的因素，是帮倒忙的。不警惕这些倾向，任其发展下去，将发生向对立面的转化，妨害思想解放运动的继续深入，甚至前功尽弃。对这一点，我们必须头脑清醒。
无论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和理论研究中，要纠正某种片面性，就必须对这种片面性进行认真的、深入的分析研究，用辩证法的全面性去克服形而上学片面性，不能用片面性对片面性。不能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也不能用片面性替代辩证法。用一种片面性反对另一种片面性，结果是旧的片面性纠正不了，反而带来新的片面性。新的片面性为什么能通行一时呢？这主要是由于它能使人们对旧的片面性的厌恶心理得到暂时的安慰。这一点特别值得我们注意。但是，它毕竟不能持久，经不起历史的检验。用一个极端否定另一个极端，常常使人对这个否定本身产生怀疑。对立的两极就是这样互为条件、相反相成的。对文艺创作横加干涉是一个极端，否定党对文艺的领导是另一个极端。要克服这两种错误倾向，只能用改善党的领导的方法，不能用别的方法。如果因为反对横加干涉而走向否定党的领导，那么，这个“否定”就恰恰给横加干涉制造口实；反之，如果因为批判否定党的领导而坚持横加干涉，那么，这种干涉又恰恰给否定党的领导提供根据。放任自流不过是否定党的领导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自动放弃。放任自流是暂时的，其结果不是完全取消（否定）了党的领导，就是再回到横加干涉上去。有的放任自流是无力的表现，有的放任自流不过是对批评横加干涉的消极抵制。可见，事物对立两极的恶性循环，将使我们寸步难行，走不出必然王国。
近一个时期，人们纷纷议论，我们国家的经济生活进一步活起来了，政治生活也进一步活起来了，希望我们的精神生活、特别是文化艺术生活也进一步活起来。怎样才能把文艺真正搞活？这里牵涉到一系列的文艺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多方面的研究和探索。但是，任何人观察问题，都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看来，只有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把文艺引向活路。决定一种改革或革命的性质和命运的，不仅要看改革或革命的对象是什么，双方力量的对比如何，更要看改革或革命所依靠的是否是进步的社会势力，指导思想是否正确。要把文艺搞活，用形而上学的方法是不行的。只有象生活之树一样常青的辩证法，才能把文艺引向象生活之树一样的常青之路。
我们必须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前进，也只有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才能前进。用辩证的观点观察文艺现象，在批判和克服一种倾向的时候注意另一种倾向或出现的问题，要实事求是，不能主观主义地胡乱拔高，要分清矛盾的性质，采取妥善的方法予以解决。既然事实上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或另一种倾向，就不能视而不见或掉以轻心。但是，我们注意到所出现的倾向和问题，绝不是要回到原来那种错误轨道上去。恰恰相反，不注意这些倾向和问题，倒是会向坏的方面转化，注意到这些倾向和问题，是为了使我们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文艺的创新，螺旋式地上升，转化到一个更科学、更高级的阶段。我们要沿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继续前进。我们要振奋精神、下大决心，在文艺创作和批评的实践中，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学会分析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自觉地用辩证的观点观察纷繁复杂的文艺现象，掌握文艺发展的辩证规律。我们的文艺将沿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阔步前进。我们将为创造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