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报刊论文介绍

周恩来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文章论述了从“九一八”到西安事变和从西安事变到“七七”事变这两个阶段中，周恩来同志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历尽艰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文章介绍了周恩来等同志作国民党十九路军工作、坚持援助十九路军以及和“左”倾路线进行斗争的一些情况，还叙述了周恩来在延安会谈及西安事变前后所进行的辛勤工作和艰苦斗争的情况。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刊登了韩荣璋、张日新两同志合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周恩来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文章谈到，日本帝国主义自“九一八”以来，步步向中国内地侵入，蒋介石国民党却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日本的猖狂进攻，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反蒋抗日的怒潮，在国民党营垒中也逐渐发生了分化。
面对这种新形势，中国共产党人高举起抗日的旗帜，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1933年1月17日，临时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又发布《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向全国国民党的军队提议，在停止进攻、给予人民以自由权利和武装人民三个条件之下，订立停战协定，以便一致抗日”。我们的号召得到了若干国民党军队的响应。1933年冬发生的福建事变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国民党十九路军从上海抗日前线被迫调到福建“剿共”以来，中央苏区党和工农民主政府就十分重视对十九路军的工作。1933年9月22日，十九路军派代表吴明到红军驻地，周恩来闻讯，即时派出袁国平与其接谈。同年10月，周恩来又偕同刘伯承、叶剑英等代表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与福建政府和十九路军派来瑞金的代表吴明、徐鸣鸿、陈九航进行正式谈判。当时的指导思想是：无论蔡廷锴将来的事业是什么，无论当时福建政府是怎样守着老一套不发动群众，但是他们把本来向着红军的火力掉转去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总是有利于革命的行为。这次谈判虽然受到迁入苏区的临时中央“左”倾路线的干扰，但由于我们坚持了三个停战条件，福建政府代表又表示愿意接受三个条件，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所以，10月26日终于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规定“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即根据订立本协定原则发表反蒋宣言，并立即进行反日反蒋军事行动之准备”。为保证协定的贯彻和密切双方联系，我方派出张云逸、潘汉年、黄火青驻福州和漳州，福建政府派来十九路军参谋处长尹时中驻瑞金。不久，即11月20日，福建事变爆发，蒋介石惊恐万状，更怕连锁反应，乃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调动大军，企图消灭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于一旦。此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力主我党实践谈判签订的协定，红军从闽北出击打击蒋介石，或突击浙江威胁南京，迫使蒋军回师老巢。这样我们既支持了福建人民政府，又可保卫和扩大革命根据地。但此策未被临时中央采纳。当我军获悉蒋介石从进攻中央根据地的北路军顾祝同部抽调兵力向福建进攻十九路军时，周恩来又请侧击过资溪、光泽之敌，此策又遭拒绝，并从此将周恩来从前线调回后方。周恩来在当时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坚持援助十九路军的主张，经过努力，于1934年1月上旬，他将杨尚昆找到瑞金，要三军团东入福建延平地区出击蒋介石进攻十九路军的部队，并给三军团配备一个炮兵营。但当三军团赶到延平附近时，敌主力已过，只吃掉蒋军一股尾巴，无法扭转整个战局。福建人民政府终于失败了。周恩来对临时中央执行的“左”倾关门主义政策和行为非常气愤，认为他们不配合以至放弃反日和反蒋的同盟军，将我党提出的三项合作条件当成儿戏，是失信于天下。
据蔡廷锴回忆，周恩来对福建事变始终是非常关心的。甚至就在遭到失败，十九路军退抵龙岩时，周恩来还叫尹时中打电报给他，要他“打起红旗继续革命”。可惜，蔡廷锴在慌乱撤退时未收到这封电报。据尹时中回忆，在他离开苏区时，周恩来代表苏维埃政府仍殷切希望福建事变诸领导人，能继续和红军合作反蒋抗日。中国共产党人的忠告对以后蔡廷锴等走上与共产党合作的道路起了重要的作用。
文章还叙述了周恩来在延安会谈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等事件中所进行的辛勤工作的情况。
瓦窑堡会议后，周恩来把主要精力用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他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首先把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放在争取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西北军方面。很快得到了张杨两将军的积极反响，收到了显著成效。
1936年4月9日，周恩来受党中央的重托和张学良的邀请，到延安与张举行秘密会谈。周恩来以诚恳的态度，同他进行讨论，并针对张的疑虑，集中阐明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和抗战必胜的道理。还同张学良具体分析了逼蒋抗日的可能性，讨论商定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等具体协定。延安会谈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具有决定的意义。
我党为了尽快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动员社会各阶层的力量，还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对国民党的领导人和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教育和争取。周恩来1936年5月15日分别写给张伯苓、谌小岑的信，就是其中的一例。在致张伯苓的信中，赞扬了张致力救国的热忱，同时着重宣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指出：在日本已侵入华北的今日，“非战无以止日帝之进攻”，“如能集合全国之武力、人力、财力、智力，共谋抗日，则暴日虽强，不难战胜”。要求张伯苓先生以他在华北所负之重望，力言合作抗日，促成统一战线的建立。在致谌小岑的信中，亦肯定了他为国奔走的举动，希望他推动各方，“为民族生存，迅谋联合”。
文章在最后一部分介绍了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以后，为了推动国民党在政策上进一步转变，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发动全国抗日战争，周恩来在党中央领导下，又多次奔走往返于西安、杭州、庐山与延安之间，和国民党政府进行多次谈判的情况。
1937年2月下旬至3月上旬，周恩来、叶剑英代表我党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在西安进行第一次谈判。谈判的中心是红军改编和苏区政府问题。因贺衷寒、顾祝同横生枝节，未达成协议。
3月下旬，周恩来到杭州，与蒋介石进行两党的第二次谈判。蒋介石一方面由于国内舆论和各派抗日势力的压力，一方面出自下一步在两党关系问题上再做文章的企图，作出了一些让步，在红军和苏区等问题上原则上接受了我党条件，并同意继续会谈两党合作的共同纲领及合作的组织形式问题。
6月上旬，当周恩来携带我党草拟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共同纲领，到庐山再次与蒋介石会谈时，蒋竟置共同纲领于不顾，急忙提出先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蒋提出“国民革命同盟会”由两党抽人组成，以他自己为主席，凡事有最后决定之权，两党一切对外活动及宣传都由同盟会决定，并在条件许可时，把“国民革命同盟会”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之党。蒋介石想以此溶化和消灭共产党。周恩来当即洞察蒋介石的险恶用心，针锋相对地提出必须先行讨论确定共同纲领的主张。此事不能达成协议。蒋介石重又提出设置政训处指挥红军，而不准红军成立总指挥部的提案，并荒诞地提出要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军出国留洋等无理要求。周恩来坚持原则，据理驳斥，正告蒋介石，现在是共产党与国民党商谈合作抗日，而不是向国民党投诚，要国民党收编。蒋介石被问得哑口无言。
7月4日，周恩来代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7月8日周恩来即根据中央决定率我党代表团再次上庐山与蒋介石国民党谈判。7月17日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代表我党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邵力子、张冲就国共合作问题进行第四次谈判。这时，蒋介石虽然承认了我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合法地位，但对发表国共合作宣言和红军改编问题仍迟迟不答复，直到“八一三”上海事变之后，蒋介石才不得不接受我党关于合作抗日的主张。8月22日国民党政府宣布在西北的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又发表了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和两党合作的谈话。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了。周恩来率领我党代表团凯旋返回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