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念吾父黄炎培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忆念吾父黄炎培
黄大能
吾父黄炎培曾因反对科举，反对封建，几被清廷所杀，亡命日本。1905年他加入刚成立的同盟会，投入了辛亥革命。接着，又参加了倒袁（世凯）运动。他一生从事职业教育和爱国民主活动，在中间路线几经碰壁后，终于认清了只有全面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挽救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于是投身解放区，参加新政协，晚年做了党领导下的人民的官和人民的代表。
作为他的子女之一，现在把留在我脑海中比较深刻的片断回忆，记录下来。
毕生从事职业教育事业
我的中学生时代，正是父亲提倡职业教育的全盛时期。他把我从美国教会办的上海沪江大学附中转移到他所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这个学校以“敬业乐群”为校训，以“双手万能”为校徽。提倡手脑并用，注重实践。吾父多次告诫我：要在社会上成为一个真正有用之才，必须从中等学校就开始接受专业训练。以后，即使你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也可以在工作岗位上发挥专长。
吾父任江苏省教育会常任调查干事时，走遍皖、赣、浙、鲁、冀诸省进行考察。目睹教育与生活，生活与劳动严重脱节的现象。1915年，游美三月归后曾云：“观其职业教育之成绩，益觉我国教育之亟宜改革。”于是先在江苏省教育会内附设职业教育研究会，提出沟通教育与职业的主张。以后，又赴菲律宾考察，得到许多华侨的拥护。终于在1917年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成立的宣言书上签名的有当时南北知名人士蔡元培、马良、严修、伍廷芳、张元济等，还包括许多教育和实业界人士。提出最终目标是“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为了通过实践证明其主张的正确，翌年创设了中华职业学校。由于学校充分发挥了勤劳朴素和手脑并用精神，又由于得到当时我国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密切合作，中华职业学校各科毕业生都得到社会各界的录用。1934年，我在中华职业学校土木科毕业后，和若干同学被派赴湖南衡阳粤汉铁路株韶段工程局实习，在短短一年时间内描绘及设计了大小桥涵图纸百余张，主管总工程师评以不亚大学毕业生。
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后受到各方重视，海外有南洋华侨（特别是陈嘉庚先生），国内有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纺织界巨子聂云台、徐静仁、穆恕再、穆藕初等）慷慨捐赠，经费不虞匮乏。从创办到1949年全国解放为止的32年中，曾办有上海中华职业学校、重庆中华职业学校、上海和重庆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南京女子职业传习所、镇江女子职业学校、四川灌县都江实用职业学校、昆明中华业余中学、上海比乐中学等，并联合地方实业界人士合办了各类职业学校。此外，它还在上海办过七个职业补习学校。为了指导青年就学和介绍就业，从1934年起，在上海又办起一个职业指导所，先后出版有一百二十多种书刊。
与中华职业教育社有一定联系的是1924年吾父另又创设了一个专门搜集、整理、分类、保管政治、经济、文化、学术资料的组织“甲子社”。1931年，改称“人文社”。1932年，叶鸿英先生慨捐50万元（当时合黄金万两）作为办社基金。于是改名“鸿英图书馆”。我父曾说：“这些工作，原该政府主办，但民国以来，军阀割据，内战不息，中央政令不出都门，那里会想到办这些赔钱的事，所以只能由我们百姓来担当。”
职教社在恶劣环境中，度过了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始终不曾停止活动。在重庆活动中，周恩来同志以及董必武、邓颖超等同志常与吾父接触。周恩来同志还曾为《国讯》写过文章，并于1940年在职教社举办的每周演讲会上报告过国内外形势。
中华职业教育社就是这样维持到全国解放，获得新生，到1949年止，全国联系的社员已达三万之多。
参加辛亥革命
1905年，吾父亡命日本一年归来。7月，蔡元培老师动员他加入同盟会。吾父答：“刀下余生，只求于国有益，一切唯师命。”于是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誓言而正式成为中国革命同盟会会员。以后，吾父接蔡任同盟会上海干事。
辛亥革命前夕，吾父受江苏苏南各县公推到苏州劝江苏巡抚程德全起义。江苏和平光复后，程德全为江苏都督，吾父即留在苏州工作。
从“九·一八”“一·二八”到“八·一三”
“九·一八”东北沦亡，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遭到全国人民的怒斥。学生救亡运动席卷全国。当时，我是中华职业学校的走读生。办墙报、演话剧、沿街募捐支援东北义勇军，常常深夜回家。吾父平时家教极严，子女晚归常遭训斥，而这一时期一反常规，竟然慰勉有加。特别不能忘记的是在“一·二八”淞沪战役中，为支援十九路军抗日，我们全家男女老少在父亲带领下曾连续几个晚上制做丝棉背心送往前线。原来吾父该时已发起成立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以后改称上海市地方协会），与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和以后的第五军张治中将军等取得联系，宣传动员上海市民供应军需物资、筹募捐款。1937年“八·一三”抗战期间，上海地方协会在战区救济、救护，推动民族工业内迁以及慰劳、募捐等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
早在1931年春，吾父偕江问渔先生等到日本考察教育。当时已发现日本反华战备气氛极浓，在乡军人十分活跃，并曾购得三本充分暴露日本军阀侵华计划的书。归国后，他带着“日本即将侵我的预感”，多方奔告。到南京找到外交部长王正廷时，王竟大笑，说：“如果黄某知道日本要打我。日本还不打哩！如果日本真要打我，黄某岂能知道？”直到同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再到南京面诘王正廷时，恰逢抗日请愿学生冲入外交部。王因会见吾父而不及躲避，乃被殴伤。吾父在日记上大书“活该！”
延安归来
1945年6月，吾父在重庆任国民参政员期间，曾与褚辅成一起推动几位参政员联名致电延安党中央、毛主席。6月22日得回电，欢迎他们访问延安商谈国事。于是吾父偕同褚辅成、冷遹、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等从7月1日飞延安访问了五天。这个短短的五天，却成为吾父一生中的重大转折点。当时抗战已入末期，胜利在望，而国共合作由于蒋政权的种种破坏，几濒破裂。吾父只是抱着促进国共在和谐气氛中恢复商谈，召开国大实施宪政的心愿而去，却从解放区铁一般的事实中认识了真理。
蒋政权在大后方曾制造大量诽谤解放区的谣言。吾父一回重庆，在极短时间内写成《延安归来》一书，用日记方式详细记载了亲眼目睹的中国共产党施政政策和解放区的成就，给各种荒唐谣言以当头一棒。这本薄薄74页的小册子，在当时大后方和港、沪敌占区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国民党原有严厉的书报出版审查制度以扼杀进步言论，而这本书拒不送审竟突击出版发行。出版当天，特务四出搜禁，以为必定是重庆《新华日报》出版，却不料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国讯》书店出版发行。待到查明，早已销售一空。以后在上海沦陷区翻印，前后共达十几万册。这不能不触怒国民党，造成以后特务在重庆张家花园菁园吾父居处抄家搜查的暴行。
延安访问时间虽短，吾父有机会认识了大部分党中央领导同志和高级将领，特别是有机会和毛泽东主席多次长谈。这里有两段从《延安归来》中摘录的文字记载，反映了吾父在延安的见闻和当时的政治态度。吾父曾在延安欢迎大会上发言：
“……第二目的想来看看延安，……就我所看到的，没有一寸土是荒着的，也没有一个人好象在闲荡。有一位朋友告诉我，政府对于每个老百姓的生命和生活好象都负责的。这句话做到，在政治上更没有其他问题了……”另有与毛主席问答的一段：
“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么？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这段对话，即使从35年后的目前政治形势来看，也还是值得回味和警惕的。
吾父一生从事职业教育事业，希图造福公众，但在艰苦复杂的境遇中，走尽了曲折的道路。他在真挚的爱国主义思想驱使下，热情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和民主运动中。终于认识到，救国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紧跟中国共产党，打败蒋介石，建设社会主义。
从坚拒做官到做人民的官
我们做子女的，从小都有一个深刻印象：父亲一向拒绝做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在大连工作时，从报上看到吾父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的职务，异常纳闷。1950年到北京公干，一见吾父，我就问起：“一生拒不做官，怎地年过70而做起官来了？”吾父详告周恩来总理向他动员经过，最后并严肃地向我道：“以往坚拒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呵！”
我自幼就多次听说，民国初年，袁世凯和以后的北洋政府曾两次电招吾父去北京担任教育总长，吾父都坚辞不就。袁世凯曾无可奈何地给了他八个字：“与官不做，遇事生风”。这八个字其实也完全适用于吾父对待蒋介石的态度上。
1927年蒋介石一登台，先是通缉吾父，称吾父为“学阀”，逼吾父又一次出亡。以后态度忽变，前后有过多次，或封官许愿，或提携后代，都被吾父一一婉拒。值得一提的是1946至1947年间蒋介石对他最后的拉拢。
1946年6月，上海和平代表在南京下关被殴。7月，昆明李公朴、闻一多被害。蒋介石威胁利诱，一再通过他人企图拉吾父“下海”参加伪国大，脱离民盟。吾父曾坚决表示：（1）不能同意于不统一、不团结之下通过宪法，此是不通之路；（2）我不能与人共走不通之路；（3）欲我脱离民盟，不能自毁人格。为了表明心迹，曾在上海赴南京请愿代表聚会上出示题为《吾心》的七律一首：老叩吾心矩或违，十年回首只无衣。立身不管人推挽，铄口宁愁众是非。渊静被驱鱼忍逝，巢空犹恋燕知归。谁仁谁暴终须问，那许西山托采薇。
1947年国共和谈全面破裂。3月18日，蒋介石入侵延安，得意忘形，执意单独召开伪国大。这时，青年、民社两党已投降蒋介石，蒋政权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11月初，吾父在沪奉民盟中央之派与叶笃义同志到南京交涉。该时，我在南京资源委员会工作，吾父宿我家，得以与他彻夜谈心。翌日同游玄武湖。吾父即景写下《玄武湖秋感三绝》一诗，表明他当时的心情：黄花心事有谁知，傲尽风霜两鬓丝。争羡湖园秋色好，万千凉叶正辞枝。红黄设色补寒苔，点缀秋光枉费才。毕竟冰霜谁耐得，青松园角后雕材。那有秋纨怨弃遗，金风尽尔鼓寒漪。谁从草际怜生意，百万虫儿绝命时。
吾父教育我做一个正直的人、勤恳的人，兹抄录他给我的座右铭如下：
“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踏实。”
“事闲勿荒，事繁勿慌，有言必信，无欲则刚。
和若春风，肃若秋霜，取象于钱，外圆内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