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督教徒到优秀共产党员的傅连暲同志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革命回忆录

从基督教徒到优秀共产党员的傅连暲同志
贺诚
我是在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工作时，认识傅连暲同志的。在那戎马倥偬，战火纷飞的年代，偶尔有战后小憩之时，我们曾谈过自己的身世、理想和追求。他所述自己历史的许多片断，我至今记忆犹新。
连暲同志出生于贫寒的码头工人之家，还在襁褓之中，就由父母抱着接受洗礼，成了基督教徒。高中毕业后，进入福建省汀州城（今长汀县）福音医院附设的亚盛顿医科学校就学。学成后，留在医院当医生并兼任汀州所属八县巡回医生。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他上街游行，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并向全国通电。外籍医生被反帝浪涛吓得逃走了，他便被公推为医院院长。这时，他已家道富有，经常出入官宦之家行医看病。但是，上帝的教义羁绊不了他追求真理的思想，生活和地位的改变使他更关心苦难的同胞。在闽西地下党负责人邓子恢、张赤男同志的影响下，他开始阅读瞿秋白同志的著作《新社会观》，思想逐渐倾向于革命。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件后，革命处于低潮，他十分苦闷。但是，“八一”南昌起义的枪声，使他胸中又燃起了希望之火。这年九月，南昌起义的伤员到达汀州前，党暗示他联络全城医护人员进行救治。他立即多方奔走，筹集资金，建立组合医院，很好地安顿和治疗伤病员，为此受到周恩来同志和郭沫若同志的好评。他在这次治疗中，认识了谢觉哉和陈赓同志。由于他的积极努力，保住了陈赓同志一条断腿，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28年，连暲同志给闽西国民党驻军师长郭凤鸣看病时，偶然看到一份搜捕汀州地下党十五名重要成员的名单。他连夜四出通知，使这些同志安全转移，幸免于难。他还多次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收治游击队受伤的同志，伤愈后再设法掩护他们出城。
1929年3月14日，由朱德军长、毛泽东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陈毅同志率领的红军第四军，打开汀州，连暲同志领导的福音医院立即收治红军伤员。他在治病中发现个别战士患了天花，就立即找到朱德同志，建议在红军中普遍接种牛痘，迅速扑灭了天花的蔓延，保证了广大红军干部战士的健康。5月，当红军暂时撤离汀州时，他请求毛泽东同志将整个医院带走，加入红军。毛泽东同志考虑到，当时红军还比较弱小，很难供给这样一个大型医院。因此，建议仍保留教会医院名义，取得教会的资助，为红军尽量多提供一点医药器材；并要求他用医院名义订几份国民党地区的报纸。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以“郑爱群”的化名，通过地下交通员，按时把报纸转往瑞金，交给毛主席。他还接受谭震林同志的指示，派福音医院医生、年轻的共产党员曹国煌同志两次去上海中英药房，为红军买药材。后来，又在上杭、峰市等地建立地下交通站，表面上开药房，实际上是筹集药品，接待地下党过往人员。
1932年，汀州已经成为中央苏区重镇。这年秋天，毛主席带领红军攻打漳州归来，身患重病，住进了福音医院附设在北山脚下的休养所。连暲同志看到，毛主席在病中仍然坚持工作，经常夜阑人静，窗前仍然亮着灯光。于是，他除悉心治疗外，每天陪毛主席散步，在北山上漫游，尽量帮助毛主席解除疲劳。他后来回忆说，这是他接受马列主义教育最多、最深刻的时候，也因此和毛主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期间，贺子珍同志也住在连暲家里。
1933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犯闽西革命根据地，福音医院经毛主席和张闻天同志批准搬到瑞金，更名为中华苏维埃政府医院。连暲同志放弃了优裕的生活条件，从一个基督教徒转变为坚强的红军干部。
1934年秋天，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准备突围，撤离苏区。有人曾建议连暲返回汀州，他坚决拒绝。9月间，毛主席在江西于都患病，卧床不起，高烧四十度，情况危急，连暲奉命连夜赶到于都。毛主席当时正在调查突围路线，他的健康和红军的存亡紧紧相关，在病床上他说：“傅医生，现在我没时间害病，给你三天时间，一定治好！”连暲经过缜密诊断，确诊为恶性疟疾，于是日夜守护在毛主席身边，尽心照料。三天过去，毛主席果然病愈站了起来。后来，人们提到这件事时，都认为他在关键时刻，为党立了一大功。
在长征的漫长而艰苦的路途上，他继续为中央领导同志和战士治病。周恩来同志在长征中患重病，他参加过治疗。在草地上，张国焘分裂党，另立伪中央，我们一起都被裹挟到四方面军去。当时，我受到严密监视，无法工作。他就拖着瘦弱的身子，设法为朱德、刘伯承同志等治病，照料他们的身体健康。任弼时同志的爱人陈琮英同志在阿坝生小孩，他为之接生，还把自己的面粉送给她补养身体。康克清同志患伤寒病，也是经他治疗直至痊愈。值得一提的是，在长征后期情况十分艰难的条件下，他还坚持办了医务人员训练班。长征结束时，这些同志立即走上了工作岗位，为红军的壮大准备了医务人员。
从陕北至全国解放后这段时期，连暲同志继续担任卫生部门的领导工作，并主要负责中央领导同志的保健工作。他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在延安时，曾经对江青影响毛主席健康的行为，提出过批评，江青对他衔恨多年。
傅连暲同志向来诚实待人，因此，在错综复杂的党内“路线斗争”中，曾多次吃过亏。
1934年在瑞金肃反时，他曾经被打成AB团，几乎遭到杀头之灾。幸而张闻天同志及时闻知，把他从死亡的边缘上救了出来。在延安时，王明闹情绪，自己吃多了药，一时昏睡不醒，有人竟诬他“有意陷害中央首长”，要关他的禁闭。正在危急之时，王明一觉醒来，大声说：“好觉！好觉！”这场风波才悄然收场。张国焘生病时，他曾为之治疗。事后，张国焘给他写了一封感谢信。不久，这个叛徒投靠了国民党。有人抓住这封信，怀疑他和张国焘有什么“关系”，被审查了三个月之久。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同志被罢了官。彭老总回到北京，连暲同志就前去拜访，询问健康情况。彭老总搬到吴家花园之后，他还照常登门。当时，正在挖“彭黄分子”，彭老总怕他受到牵连，对他说：“我这里是是非之地，今后你千万不要来了，谢谢！”他含着热泪不解地思索着：“党内的不同意见、争论，为什么要搞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呢？”为了这件事情，他曾经去问过周总理。周总理用炯炯目光望着他，委婉地说：“历史就是历史，它是无情的，不会向什么人献媚，你应该记住，最公正的是人民！”他听了，仍然不懂。他如果能活到今天，是一定会理解的。
连暲同志以诚实得到人们的尊敬，也以诚实引起一些人的不满，甚至惹祸。1950年，毛主席欲委派林彪出任志愿军司令员，林彪称病拒绝。此后，林彪“见风感冒”，“见水拉稀”，越“病”越“重”。1953年，毛主席指示连暲同志给林彪会诊。诊病之前，林彪怕露了马脚，派叶群出面，暗示给开个生病的假证明，以欺骗党中央。连暲同志答复说：“有病可以继续休息，不过诊断书要在会诊后才能开。”经过内外科、神经科等专家会诊，一致认为林彪很健康，可以工作。事后，连暲同志委婉地转达了专家们的意见，并劝林彪不要吸毒。同时如实地向毛主席作了报告。林彪从此记恨在心，伺机报复。
1960年，林彪窃取了军委领导大权后，便在级别等问题上卡他，并企图把他赶出北京，美其名曰让他回老家“休息”。连暲同志断然拒绝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就下令对他“要往死里整”。七十多岁的连暲同志被连续揪斗，游街示众。他本来就有严重的胃病，只能吃稀饭，这时连稀饭也吃不下去了，身体极端孱弱，并且预感到自己生命会遭到危险。于是，在8月28日，偷偷写信给毛主席，陈述自己的遭遇。9月3日，毛主席作了批示：对连暲同志“应予保护”。林彪、邱会作一伙阳奉阴违，表面上让他们一家搬到香山附近“安心静养”，暗地里却继续编造假证，搜集“罪行”。接着，江青、康生等人硬把他打成所谓“安子文特务集团”重要成员，这样，连暲同志成了“反革命”和“里通外国的大特务”。
1968年3月14日凌晨，连暲同志和他的爱人陈真红同志先后被投进了监狱。
在监狱中，连暲同志被剥夺了一切权利，想吃一碗稀饭也不给，理由是他“在外面过的是资产阶级生活”，因此“要饿一饿他”，最初两天没给一口饭吃。阴冷潮湿的牢房，无法入口的生冷的窝头、咸菜，本来已经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但是，林彪、江青一伙仍然不肯放过他，时常把他拉到审讯室去批斗，甚至对他拳打脚踢。不久，他就开始神经错乱。3月29日——也就是他入狱的第十六天早晨，连暲同志终于在残酷的折磨和摧残中，含恨而死了。当他向人生告别的时候，双手仍然带着寒光闪闪的手铐，两腕、肘部被磨得表皮脱落，结着黑紫的血痂。
在他死后，叶群立即口授一份《揭发老爷卫生部的黑干将傅连暲在林副统帅病情处理上的滔天罪行》的所谓材料。这时，连暲同志的遗体已经被以犯人的“6847”代号火化，连骨灰也没有留。而且火化证书上的死亡日期被胡乱填写为4月20日，而火化日期竟被乱写为4月18日，人被火化两天后才死亡，真是咄咄怪事！
连暲同志就这样含冤而死了。在林彪自我爆炸之后，毛主席、周总理都多次批示为他平反昭雪。粉碎了“四人帮”后，他终于得到了彻底平反，恢复了名誉。
连暲同志是中秋佳节的生日。我觉得，他一生光洁纯正，象皓月一样清明。当然他也有自己的缺点和弱点。可是，拭去灰尘，留下的只是晶莹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