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的精神和文艺家的责任感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文艺短评

　　科学家的精神和文艺家的责任感
　　戚方
在讨论文艺的社会效果问题时，不止一次听到文艺界有的同志引用“606”的例子。他们说：医学上可以允许605次的“失败”，到606次才取得成功，为什么在文艺创作上却不允许这种“失败”？
把“606”的发明和文艺创作所做的上述类比，乍一听，有道理，但仔细一想，却似是而非。
人所共知，医学科学实验上，当没有绝对把握的时候，把某种有毒性或可能有毒的药物，直接用于人体试验甚至用于临床治疗，那是绝对禁止的。实际上，“606”试验过程中，605次的“失败”，并不是人体直接试验或临床治疗的“失败”，至少它的绝大部分都是在实验室内或动物身上的“失败”。都不是发生在它成为正式的社会产品之后，而是发生在它的定型和投入生产之前。如果同文艺创作相比较，它只相当于一个作品正式发表之前，作者反复推敲、补充、删削、修改、征求意见，甚至数易其稿，多次推倒重来的那个过程。而“606”的诞生、投产以及用于临床，和文艺作品的正式定稿并发表出来与读者见面，才同属于社会产品的完成阶段。显然，把“606”准备阶段和文艺作品完成阶段这两种不同情况拿来比较，相提并论，是欠妥当的。
如果说，“ 606”的发明过程对我们有教育和启发作用的话，那么，它倒是向我们提供了一种证明：这些可尊敬的医药学科学家们对自己的产品，对自己的服务对象——疾病患者，是有着极其严格的科学态度和高度负责精神的。在没有经过反复比较、试验、实验，没有积累大量、充分、精确的科学数据，没有确切证明这种药品对患者具有安全、可靠而有效的治疗作用的时候，他们绝不轻率地把人类当作自己的试验品，或把这种产品投入生产和用于治病。为此，他们才不惜花费巨大的物力、财力、精力、时间，百折不挠，精益求精，经受千百次“失败”的严格科学检验，最后才把自己的成果奉献给社会上的病患者。“606”这个简单的数字正是记录着这种一丝不苟的严格科学态度和对病患者的高度负责精神，记录着医药科学家为此所付出的大量心血、艰苦劳动和坚韧不拔的顽强精神。
医学科学家们606次的反复试验，目的就在于最终使这种产品诞生时，能确实发挥其“治病救人”的最佳效果，而把它的危害作用（即副作用，这种副作用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降到最低限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医学科学家们倒是十分重视科学家的责任感和自己产品的“社会效果”的。这种精神对于任何一种革命工作来说都是绝对需要的。
当然，文艺作品，作为一种复杂的精神产品，它所反映的是千变万化、五光十色、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精神现象，是人们的无限丰富、多样的生活面貌和精神世界，这比“606”这种物质产品的产生过程要复杂得多、难以把握得多。它的社会效果的好坏，也不可能象“606”那样，可以依靠化学试剂和精密仪器，用十分精确的实验数据来直接地加以测定和判断。它既不能根据个别人的好恶来进行评价，也不能简单地用“票房价值”或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作为对它进行评价的根据。这样，就使得对文艺作品的社会效果的判定产生了十分复杂的情况。但是，这个事实，绝不意味着降低了文艺家的社会责任，绝不意味着文艺家可以把自己的创作过程看成是一种随心所欲、任意涂写的过程，把自己的作品看成是一种可以不问社会效果、不受社会检验的“自我表现”和“自我发泄”。恰恰相反，这种困难而复杂的情况，正是加重了文艺家的责任，使他们不能不用更加严肃的态度来对待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
不管一个文艺家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他写出作品来，总是为了给人们看的，总是要影响人们的精神成长过程的。我们选择了文艺这个职业，并要发表自己的作品，也就对人民、对时代、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对青年一代的精神成长，承担了不可推诿的一份历史道义责任。在当前这个历史时期，我们的文艺作品到底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四个坚持”？是有助于还是无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对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的建设起积极还是消极的作用？他向人们所注入的是一种凝聚剂还是涣散剂？是向心力还是离心力？是使人们振作奋发，还是使人委靡消沉？是愈合人们精神创伤，还是使这种创伤恶化？难道这些都是与我们创作无关和不应加以认真思考的问题吗？一个严肃的作家，在他的创作构思的过程中，总是把作品的社会效果包括在自己的考虑范围之内，在作品发表之前，则总是慎之又慎，再三考虑他的作品会给自己的读者产生什么样的思想影响。我们怎么能轻率地把自己的不成熟的作品奉献给社会和读者呢？
当然，我们并不赞成对文艺作品“求全责备”。百分之百的完美、百分之百没有副作用的文艺作品是不存在的。一个作家，总有一个由低到高，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在创作过程中出现有缺点的作品、不成熟的作品，是难以避免的。一遇到有缺点错误的作品，就打棍子、戴帽子、抓辫子，把作家打入十八层地狱，从此不得翻身，这种惨痛的历史，我们要永远不让它重演了。但是一个作家，对自己总还是应当提出尽可能严格的要求，力求使自己的作品准确、完善、成熟，力求对人民多起一点积极作用、少起一点消极作用，力求把自己能力所能达到的精心制作的艺术产品奉献给自己的人民。这丝毫不意味着不允许作家进行大胆的探索和创新，大胆触及和反映实际生活中的尖锐问题。正由于此，我们应当用高度负责的严肃精神对待自己的创作劳动，绝不粗制滥造，绝不把那些思想水平低下，艺术上粗糙的不成熟的东西拿给读者。要不吝惜时间和精力，虚心听取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使自己的作品不断成熟和完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是恰恰需要“606”的科学精神吗！
最后，我想引用恩格斯的两段话，以为共勉：
“这些先生们往往以为一切东西对工人来说都是足够好的。他们竟不知道马克思认为自己的最好的东西对工人来说也还不够好，他认为给工人提供不是最好的东西，那就是犯罪。”
“我们的工人读者只能从休息和睡眠中抽出不多的时间用来阅读，因此，他们有权要求我们向他们提供的东西都是认真工作的成果，而不要引起无益的争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以这样的感人至深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的精神劳动的。处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而斗争中的劳动人民，特别是青年们，他们不但是从休息和睡眠时间中，抽出不多的时间来阅读，而且还从微薄的劳动收入中，节衣缩食，抽出极其有限的钱来买一本书、订一份杂志、欣赏一场电影或戏剧，他们有权利要求我们向他们提供健康的、有益的艺术精品。让我们也以最好的精神劳动成果奉献给滋养和哺育了我们的母亲——人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