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学习《周恩来选集》上卷的一些体会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
　　——学习《周恩来选集》上卷的一些体会
　　郭罗基
《周恩来选集》上卷有不少总结民主革命的历史经验的篇章。温故而知新。这些论述，对于总结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也是重要的借鉴。
尊重历史事实　端正思想方法
1944年在延安讨论党的历史问题时，周恩来在中央党校作的《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的报告中提出，“研究‘六大’要有合乎历史实际情况的眼光，要有今天整风的思想方法，两者缺一，就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57页，以下只注页码）尊重历史事实，端正思想方法，这是总结历史经验唯一正确的态度。研究问题必须从事实出发，不能从原则出发；相反，原则必须用事实来验证。社会生活极端复杂，随时可以找到任何实例来证明任何一个论点。所以，对于事实还必须用正确的思想方法进行分析。周恩来指出，“六大”对大革命的经验教训的总结，虽然提出许多事实，但研究不够，“把问题平列了”，“没有抓住基本的问题”（第168、175页），因此，还是没有得出完全正确的结论。
尊重历史事实，端正思想方法，这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具体应用。周恩来在总结民主革命的历史经验时，是从实际出发进行辩证分析的。“左”倾机会主义的立论依据“城市中心”论。同毛泽东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是对立的；但这种对立是有条件的。周恩来实事求是地指出：“依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与理论水平，要求‘六大’产生一个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乡村作中心的思想是不可能的。”（第177页）他又指出：“在‘六大’以后，一九二九、一九三○年，应该产生这种观点。”（第178页）“六大”以后才有条件产生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才有可能出现“乡村中心”论与“城市中心”论的对立。而对毛泽东本人来说，也不是一开始就提出“乡村中心”论，而是有一个从城市中心到重视乡村再到乡村中心的思想发展过程的。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学习毛泽东》等著作中一再提到这一点。“大革命前，有一次恽代英同志看到陶行知他们搞乡村工作，写信给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回信说：我们现在做城市工人工作还忙不过来，那有空去做乡村工作。一九二五年他回家养病，在湖南作了一些农村调查，才开始注意农民问题。在‘六大’那时候，关于要重视乡村工作、在农村里搞武装割据的重要与可能等问题，毛泽东同志是认识到了的，而‘六大’则没有认识。但是，关于把工作中心放在乡村，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来领导农民游击战争，我认为当时毛泽东同志也还没有这些思想，他也还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的。开始他还主张在闽浙赣边创造苏区来影响城市工作，配合城市工作，到给林彪的信中才明确指出要创造红色区域，实行武装割据，认为这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要以乡村为中心。所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发展的。”（第179页）周恩来的研究方法是从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中来说明对立的产生、展开和解决，这就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的辩证方法，而不是预先设定一个框框，歪曲和修改历史事实的方法。
纠正“左”倾错误　清算思想基础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坚决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同时也是萌发“左”倾思想的开端。“左”倾思想的发展，在1927年11月形成了第一次“左”倾。由于许多党组织的抵制，不到半年，这次“左”倾机会主义就宣告结束了。1928年6、7月间召开的党的“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八七”会议以来的“左”倾思想没有肃清，并继续容忍了一些“左”倾政策。1929年下半年至1930年上半年，“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遇到了有利的条件又加强起来，发展成为第二次
“左”倾路线。1930年9月的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都没有清算“左”倾的思想实质。党内的“左”倾思想还是浓厚地存在着。以王明为首的一批教条主义者利用这种情势在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一条形态完备的“左”倾路线。王明的“左”倾路线的统治长达四年之久。中国共产党的这段历史说明了“左”倾路线是在“左”倾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纠正李立三的错误时，周恩来已经指出这一点，他说：“立三路线之形成不是偶然的，如果在党内没有形成这一路线的基础，则它不会在党的领导机关起领导作用”。（第55页）
周恩来要求党内坚决反对这样一种观念：“‘左’倾会比右倾好些，在现时只怕右倾不怕‘左’倾。”（第52页）党内长期存在的这种宁“左”勿右的思想就是产生“左”倾路线以及它所以能发挥作用的一种基础。历次“左”倾都是打着“反右”的旗号。所谓的“反右”，实际上是夸大右的危险，或是在没有右的地方来反右，甚至把“左”也当作右来反。因为怕右不怕“左”，所以，口号是不断地“反右”，脚步就不断地向“左”。因为存在着“左”比右好的思想情绪，所以，出了“左”倾路线难以抵制、难以纠正。周恩来在批评“群众只要大干不要小干”这一口号时指出：不能用少数干部或勇敢分子的情绪代替大多数群众的要求，“即使这种只要大干不要小干的情绪是大多数群众的，我们也还不能说，大多数群众有了这种情绪，革命便可达到胜利”。（第49页）认为只要有革命热情便无所不能，这也是“左”倾的一种思想基础。列宁说：“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家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性，忘记适当地和有成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列宁选集》第4卷第575页）不顾一切限度和条件夸大革命性，就会丧失理智。宁“左”勿右、夸大革命性等等都是出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周恩来在他起草的《告全体同志书》的第四部分就着重强调：“尤其要坚决地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意识”。（第9页）但当时反对小资产阶级意识是很不得力的，所以没有抽掉“左”倾路线的釜底之薪。
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一再发生“左”倾的错误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的。但是，也不能说“左”倾是注定不可避免的。周恩来指出：“党的政治路线上许多不正确思想的来源，固然是客观环境的反映，然而党的组织还没有布尔什维克化，党内还存在许多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第8页）发生错误路线的原因，主要地在于党内的状况。中国共产党处在封建传统的纠缠和小资产阶级的包围之中，党内存在着非无产阶级意识是并不奇怪的。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意识可以朝两个方向发展：或者是不断地得到改造，逐渐削弱下去；或者是恶性发作，形成错误路线，统治全党。只要正确认识和自觉驾驭中国社会的历史条件，防止自发势力的作用，改造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意识是完全能够达到目的的。
提高全党认识　反对人身攻击
在纠正“左”倾错误时，没有强调清算它的思想基础和分析它的产生原因，这在另一方面的表现，就是过于着重计较个人的责任。这种倾向也是从“八七”会议就开始了。周恩来指出：“‘八七’会议在党内斗争上造成了不良倾向，没有让陈独秀参加会议，而把反对机会主义看成是对机会主义错误的负责者的人身攻击。所以发展到后来，各地反对机会主义都找一两个负责者当做机会主义，斗争一番，工作撤换一下，就认为机会主义没有了，万事大吉了，犯了惩办主义的错误。”（第172页）1928年召开的“六大”，也还是“把反对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看成人身攻击”。（第181页）直到延安时期才找到了总结历史经验的正确方针，在思想上弄清问题的同时达到党内的团结。
周恩来认为，“党对于那有系统的执迷不悟的机会主义分子，只有尽情驱逐，才能坚固本身壁垒”。（第9页）但在一般的情况下，反对机会主义不能变成攻击个人。周恩来同时又指出：“决不是排除了几个人就能把机会主义肃清的”，“主要的还在批判一切机会主义的观念，使全党同志有明白的认识，然后党的政治路线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同上）
《周恩来选集》上卷中多处提到不要把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看成“简单的人事撤换”，应着眼于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提高全党的认识。
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提高认识，必须对于党的错误和个人的错误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周恩来说：“不错，我们党内曾经有过不少的错误，有过不少犯错误的分子，但是我们党正是在反对和克服这些错误的斗争中成长起来，党的思想才趋于一致，党的组织才趋于巩固。犯错误而肯改的人，自然会与党的正确路线复归一致。屡犯而不肯改的人，自然会被党所唾弃。”（第140页）对党的错误或个人的错误，采取文过饰非、讳疾忌医的态度是不好的，要提倡勇于作自我批评。在这方面，周恩来同志是我党的表率。
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提高认识，还必须从理论上解决问题。周恩来十分重视理论工作对党的建设的意义。党的“六大”以后，周恩来把反对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等不正确倾向的斗争归结到“在党内要把一切小资产阶级意识扫除干净”，而“加紧党内的政治教育，提高党的理论水平”，“这是从积极方面消灭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正确的出路。”（第12页）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理论上的准备是不足的。1919年的“五四”运动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两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党成立以后忙于实际斗争，没有注意理论研究。“六大”以前一直没有搞清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周恩来指出，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党历史上没有从理论方面搞清这个问题”。（第160页）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凭经验、常识、阶级感情等等干革命是很难不犯错误的。犯了错误又一再重复，更足以证明党之理论基础的薄弱而迫切需要提高理论水平。在延安时期，清算错误路线之所以见成效，是同党做了大量的理论工作分不开的。当时毛泽东指出：“确实，我们的理论水平是比较过去高了一些。”接着他又谈到，“但是按照中国革命运动的丰富内容来说，理论战线就非常之不相称，二者比较起来，理论方面就显得非常之落后。”（《毛泽东选集》第771页）这种理论方面的落后状况，经过整风运动有了显著改进。但是也要看到，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问题上，我们的水平还是不高的。特别是林彪、“四人帮”、康生的肆虐，使理论工作受到大破坏。在新时期结合历史经验，必须切实加强党的理论建设，不仅是当前清算“左”倾思想的需要，也是为了弥补党的历史上理论基础薄弱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