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寨县”到“大债县”——来自吉林榆树县的报告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从“大寨县”到“大债县”
　　——来自吉林榆树县的报告
“到榆树去看看！”吉林省人谈到榆树，常常带有一种自豪感。不久前，记者访问了榆树县。
榆树是吉林的粮仓，又是著名的“大豆之乡”。建国以来生产有所发展，1979年比1949年农业总产值增长3．28倍，粮食总产量增长1．24倍。1971年以来，每年提供的商品粮平均七亿斤以上。1979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8．5亿斤，上交商品粮8．1亿斤，居全国之冠，榆树人民艰苦奋斗，为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
记者在采访期间，却不断听到这样的反映：“让我们榆树卸一卸包袱，喘一口气吧！”为何有这样的呼声呢？
“双百万”与“保大王”
早在1972年，榆树县提出“双百万”（即年产100万吨粮、100万头猪）的口号，以后每年重复这个口号，可这个目标一直没有实现。
“双百万”为什么实现不了？主要因为这是个脱离榆树实际的高指标。
榆树为了完成百万吨粮的任务，不断扩大高产作物玉米的播种面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1957年），玉米占整个粮食作物面积的7．2％，以后逐年扩大，到1980年扩大到53％（实际是60％以上）。榆树把扩大玉米叫“保大王”。为了“保大王”，拚命压缩经济作物和其他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建国初期，榆树大豆面积占整个粮豆面积的38％，六十年代下降到30％左右，去年下降到18％，种植方式由清种变成混种、间种和套种，实际上是发展玉米，苛待大豆，大豆变成了玉米的通风道。在生产措施上，如农业贷款、机耕机播、施肥，也是首先保证玉米的需要。县里一位干部说：“榆树县实际是以苞（玉）米为纲”。玉米面积过大，打乱了轮作茬口，土壤得不到休养。一般大豆茬比其他粮食作物茬增产10—13％，每亩大豆从空气中固定氮相当于13．3斤硝氨。实行间作，年年翻地，把豆茬也翻了，根瘤固氮菌受损。近年马牛减少，猪羊增加很少，有机肥数量少，质量差；化肥数量虽不断增加，但85％的地块缺磷，更缺钾肥。本来榆树主推的玉米品种吉单101、102，土壤适宜，水肥跟上，单产可达千斤以上，而1979年玉米单产加上“帮忙地”平均才690斤，空秆率和无效果穗率增加。由于农业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土壤中病毒细菌增加，病虫害越来越严重。“苞米为纲”的结果，其他粮食作物、经济作物产量下降，苞米本身也没大上。
“大寨县”成了“大债县”
“我们这个‘大寨县’，实际成了‘大债县’”，一位生产大队长的话，说出了榆树的问题。1970年这个县欠国家贷款1，347万元，1980年11月末达到9，733万元，加上三百多万元利息，超过一亿，全县100万人口，每人平均欠100元。吉林省每年农业生产贷款一亿元左右，榆树县贷三千多万元，占三分之一。全县39个公社，社社都欠国家贷款，多的欠三百多万元，少的欠二十多万元。福安公社东沟大队第五生产队67户，平均每户欠款二千多元。不少队多年不分红，社员说：“这种状况再维持一、二年，恐怕小孩连人民币都不认识了。”
全县社员实际生活水平也低。1979年每人平均收入127元，是历史上收入最高的一年，而社员收入中，扣除口粮、烧柴等，平均分得现金三十多元。超支户六万多户，超支金额二万多元。1980年受灾，估计平均每人只能分到现金20元左右。
一些干部群众说：“大债县的出现是因为建设大寨县”。“文化大革命”中，原大寨大队的代表人物曾经到过榆树，极力鼓吹大寨一套“左”的东西。榆树有一个口号叫“学大寨，狠抓纲，社社变光明，队队变小乡，榆树变昔阳。”“双百万”的口号，正是和这联系在一起的。大寨代表人物在榆树说：“小乡变大寨，小乡就是吉林省的大寨嘛！”记者没有顾得上到小乡生产队，但到了小乡所在的光明公社。公社社长王作云同志介绍了当时学大寨的情况：
“小乡生产队艰苦奋斗，象当年的大寨一样，前一段确实起过好的作用。但以后不断拔高，提出‘社社变光明，队队变小乡’的口号，县委和27个科局一窝蜂都到光明公社抓点，越抓越糟糕。”
“搞高指标，割资本主义尾巴，拔‘三根’（果树、甜菜、药材），铲‘四辣’（大葱、大蒜、辣椒、黄烟），搞‘社会主义大集’，把多种经营、集市贸易都搞掉了。”
“抽调八百多劳力修大寨式梯田，把土层全破坏了，几年不长庄稼。”
王作云同志谈到所谓“想新的、干大的”时，气愤地说：“把舒兰县西河水引到光明公社，国家投资50万元，自筹70万元，连续干了三年，渠修好了，电费太贵，社员不愿用，等于白修。公社这么个小地方，硬要修容纳千人的大礼堂，国家投资11万元，社队‘自筹’八万元，修了个外壳，没钱安装内部，至今仍停在那里曝晒风化……光是几大工程，损失就有120万元，‘左’的危害太大了”。
县长的“苦恼”和探索
“我没管过全面工作，选我当县长是群众的信任。县长嘛，要对国家负责，也要对全县人民负责。榆树的情况使我感到矛盾和苦恼。”这是榆树新任县长张占岐同志讲的。我问他：“您有什么苦恼？”他说：“两个：一个叫100万吨粮，一个叫一亿元债。”他谈到，提出“双百万”口号时，榆树粮豆面积416万亩。而今国家基本建设占地、社队基建占地、扩大自留地等，加起来减少耕地55万亩，等于每年少打二亿多斤粮食。但粮食生产计划和征购任务却逐年加码。这样一加一减，根据现有条件，任务很难实现。
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到一定程度时，再提高就要追加更多的投资。而新增加的产量往往补偿不了新增加的劳动力、机械设备、化肥、农药等，结果投资越多，成本越高，所得纯收入越少。以化肥为例：榆树县1971年每吨化肥增加的粮食是15．06吨，1979年为7．69吨，1980年只有5．18吨。1979年种植业费用占整个农业费用95％。而化肥和农机这两项费用占大宗。饲草、饲料费又不减少，两套成本，是增产不增收（甚至减收）、经济效果差的重要原因，农业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要扩大再生产就得靠贷款。恶性循环，债台越筑越高。
出路在哪里？张占岐同志说：“有两条不同的路。一是给我们权，任务适当减一点，政策松动一点，使榆树农民打破种地由官不由民的状况，有因地种植的自主权。二是给我们钱。不给自主权就得增加贷款，咬着牙做亏本生意。”广大社员要求有一定自主权，要允许松动松动，从100万吨压力下摆脱出来，有个喘息之机，以利于调整农林牧副渔的比例关系，调整各种农作物之间的比例关系。
张占岐同志设想：总产稳定到85万吨（17亿斤），逐年减少玉米面积，适当增加大豆以及甜菜、花生、向日葵、大麻子等省工、省肥、费用少、收益高的经济作物的面积，扩大林木，发展养殖业。社员说：“春卖一茬菜，夏卖一茬瓜，秋卖一茬粮，冬卖一茬粉，春秋卖猪牛羊禽，四季进财，经济就搞活了。”如果每年人均收入达到150元左右，五年时间，集体和个人的债务可以基本还清。补补家底后再前进，就有了一个比较扎实的基础。
值得研究的问题
加快东北商品粮基地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战略决策。黑龙江、吉林两省是建设的重点，而榆树又是吉林省商品粮基地的重点县之一。如何建设得更好，榆树县的经验教训值得注意。
1、建设商品粮基地主要靠什么？在东北大力发展机械化是正确的，但最根本的同样是要靠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靠政策，靠科学。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社员之间的关系，尊重农民的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
2、如何安排计划？照理既要考虑国家的需要，又要注意群众的生活，解决好人吃、马喂、烧的、用的等等问题。有些干部多年来只关心产量指标，不关心人民生活，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只考虑国家需要，不考虑实际可能和农民利益。六十年代，人们吃的是以小米为主，辅之高粱和其他杂粮。因为多年来搞“苞米为纲”，过去小米吃到二、三百斤，现在只几十斤，高粱、杂粮更少了。不少队不得不用马车拉着玉米到外地换小米，花钱买谷草。外县人讽刺说：“榆树那么‘先进’，怎么人缺粮食马缺草？”
3、农机化怎么化？是自上往下压还是走群众路线，量力而行？榆树从1965年开始由大队自办机械化，到1979年底，15年共花掉资金17，658万元，大量投资主要来自农民自己的积累。全县现有大中型拖拉机2，400台，如果配套齐全，有1，400台就基本够了，但有人还主张发展1，000台。这种不顾经济条件和人民生活的“大办机械化”，农民只能越办越穷。
记者离开榆树不久，听说吉林省委的一位负责同志带了一个调查组到了榆树。榆树县委也正在总结学大寨运动的经验教训，切实解决存在的问题。相信给国家作过重大贡献又饱受左倾危害的广大榆树人民，必将清除“左”的流毒和影响，沿着三中全会的路线继续前进。
本报记者 高新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