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非常时代”人们的心灵——简评冯骥才的小说创作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文坛新人

　　探索“非常时代”人们的心灵
　　——简评冯骥才的小说创作
　　盛英
青年作家冯骥才，在短短三四年时间里，已创作发表了百万余字小说，涉猎题材广泛，体裁形式多样，其成功之作如长篇小说《神灯》（第一卷）、中篇小说《啊！》和短篇小说《雕花烟斗》等，都以对人的灵魂的探索，对真善美的热情讴歌，博得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好评。
1977年年底，冯骥才的长篇历史小说《义和拳》（和李定兴合作）问世。这部作品写成于十年浩劫之际，但它却不断抖落去这场政治地震所撒下的“碎砖烂瓦”，以爽健清新的文笔，真实形象地展示了天津义和团运动的兴衰始末。作者在将历史事件和人物，铺展成小说时，显得从容而热烈，显露出了把史实和诗笔融为一体的才能。尤其是那一场场剧烈的战斗、各具特色的战争场面，如独流镇遭遇战、老龙头车站争夺战、马家口伏击战和紫竹林攻坚战等，都写得绘影绘声，动人心魄，表现了作者丰富的艺术想象力，以及善于将虚构形象与空间景象具体化、艺术化的表现力。
《神灯》是冯骥才继《义和拳》后的又一部长篇。它同样取材于庚子年间的战争风云，只是以描摹与义和拳壮士们并肩而战的“红灯照”姑娘们的英烈业绩为主。这部作品无论从思想和艺术上看，都比《义和拳》有适足的长进。思想上，《神灯》首卷在抒写“红灯照”起因和崛起时，由于着力刻写卢万钟和郑玉侠两家人的命运遭际，因而使悲壮的人民英雄主义主题，显得血肉饱满，深沉扎实。艺术上，《神灯》首卷对人物形象造型富有个性色彩，对人物心理和感情的刻画细腻而富有情致，尤其是描写卢万钟和郑玉侠两家人相濡以沫的情谊时，传奇英雄身上带着绻绻情思，沁透人情美的芬芳。此外，由于作者把一系列神奇故事和对民间风尚、习俗的描绘揉合在作品里，从而使整体形象富有浓郁的地方风味和民族色彩。
诚然，冯骥才在长篇创作上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他更引人关注的，还是他那些反映当代生活的中、短篇小说。也许是因为我们民族经历了十年浩劫之故，文学家的想象力总被那难以忘却的壮烈的斗争所激动。冯骥才自1978年开始，实在按捺不住一种创作的冲动，立志要用自己的笔，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反映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真实图景。他暂缓创作《神灯》第二、三卷，而埋头从事反映十年浩劫生活的创作，并为这类题材的作品起了个总名，谓之《非常时代》。
冯骥才对“非常时代”的描绘和开掘，在同类题材中，是有自己的见地和特色的。他努力以探索各类人在这场灾难中的心理反映和心理发展的历程，来揭示时代的本质和特点。
其一，把社会问题和心理探索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使人的心理过程和社会沧桑变化融为一炉。中篇小说《铺花的岐路》中的红卫兵白慧，原先是个纯朴真诚的小姑娘，然而在那冠以革命名义的“酷的教育”和“血的游戏”蒙蔽下，居然举木枪打老师，以至枪头沾上了血污。后来，自她认识青年常鸣后，才从生活中痛苦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逐渐走上觉醒的道路。作者通过对白慧心理历程的描写，揭示出“酷的教育”对青年心灵的荼毒和戕害，激起人们对青年问题的关心和思索。
中篇小说《啊！》的成功，更显示了冯骥才对人物心理的敏锐的洞察力和丰富的表现力。《啊！》写的是某历史研究所清队时所发生的故事。吴仲义是一个生活中的弱者，他为人谨慎内向，胆小怕事，政治运动风浪的冲刷，已使这个有思想、有才干的青年完全变了形。贾大真，是由特定政治土壤培植而成的政治恶棍。清队中，他交替使用攻心战和棍棒术，逼得象吴仲义这样的知识分子无路可走，一场虚惊地交代自己的所谓“罪行”，把研究所的空气搞得窒息而可怕。冯骥才在《啊！》里，通过不同性格的知识分子对清队的精神反应，把“文化革命”时期人人自危，疑神疑鬼，恶德横行，人性灭绝的斗争情势勾勒得生动而鲜明，确实把一场激烈、错综、奇妙的心理战给写活了。
冯骥才对这个“非常时代”的描摹，就是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来体现的。他善于运用多种艺术手段来表现人物复杂的性格和微妙的感情。（一）直接铺叙人物特定情况下的特定行为，以行动透示心境。写吴仲义丢信后的惊恐不安，作者就是用几次夸张性的“找信”动作来渲染和突出的。（二）擅长抒写人物自身的暗想、幻觉和内心独白。写白慧的内心搏斗，写吴仲义与他人的互相猜疑，大多运用这个手法。（三）善于为人物各种心理状态的外部动作、表情、肖像造型。写贾大真时，作者赋予他颇有特色的容貌，对他导演攻心战时的眼神与姿态，都作了恰如其分的比喻和描绘，能使人通过视觉形象猜度其凶残阴毒的内心。（四）铺展人物心理历程时，常间以哲理性的抒情和议论，把人们的思考引向深处。《啊！》中关于非常时期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几段议论，文笔俊美，思想深邃，对烘托时代和人物心理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此外，作者还喜欢采用人、景、物来映照人物精神境界，使人物心理与外界联系得更自然、更贴切。冯骥才对人的灵魂的探索，始终不脱离开社会背景，也不搞那种纯属生理性的、带刺激的、琐屑的心理描写。这是很值得称道的。
其二，着力开掘人的美好心灵，以其讴歌人间的真善美，预示真理的胜利，社会前进的方向。在十年浩劫的岁月里，那山崩地陷般的政治冲击波，“异化”着人的美好素质，扼杀着人的正当权利，泯灭着人的远大理想。但是，真理并没有消亡，人民在积蓄力量，斗争在艰苦地进行着。冯骥才用现实主义的笔触，着力反映了人民群众坚韧的斗争，赞颂了他们在极端险恶屈辱境遇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性美。
中篇小说《斗寒图》和短篇小说《正义的感召》，是直接反映广大人民与“四人帮”斗争的作品。前者写画家沈卓石在危险四伏、受迫害最甚的日子里，一方面不畏强暴，同“四人帮”爪牙作顽强的较量，一方面身居斗室，伏墙作画，把整个身心献于人民的艺术。后者写一个本来唯命是从的工厂领导，在保卫周总理的正义声浪感召下，毅然抗上护下，自投囹圄，保护了厂内参加“四五”运动的工人群众。这是两个普普通通的人，然而他们保持着人的良知和尊严，在激烈斗争情势中表现了崇高的献身精神。作者把人物放置在激烈斗争的环境中，使他们的高贵品德得到更好的表现。
《雕花烟斗》和《他在人间》从侧面描写了十年浩劫的生活。它们深情地表现了普通劳动者身上朴质的心灵美。《雕花烟斗》中的老花农老范，虽然外表粗陋，口讷寡言，但钟情于艺术，执着于友谊。他眷恋唐画家雕刻的烟斗，并非出于好奇，而是对艺术美的真情向往；他尊重同唐画家的友情，无论唐画家处于顺境或逆境，他都真诚相待，始终如一，临终前还让儿子把烟斗插在嘴角上哩。老范平凡而醇厚的美德及其对美的追求，不能不使颇为虚荣的唐画家感到震惊、感叹和自惭。《他在人间》中的“他”——那个从地震废墟中把盲人拯救出来的大汉，在余震不断发生的情况下，承受千斤重压，不惜把“生”留给盲人，把“死”置之度外。小说对人物心灵的开掘虽然受到表现手法上的限制（作者是通过“盲人”的触觉与想象来抒写“他”的），然而，它所讴歌的无私和善良依然是动人的。
冯骥才是个多才多艺的文坛新秀，然而在创作上，他毕竟刚刚起步，作品的缺点也是明显的。他的小说思想艺术成就并不划一，尤其在某些短篇中，时有人工斧凿的痕迹，说明作者的生活基础还不那么扎实。此外，他对待生活的观察力、感受力敏于开掘力，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局限了作品的艺术魅力。我想，一个真正有出息的作家，不仅要靠自己的才华和思想，更要深深扎根在生活的土壤上，从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中吸取丰富营养，从而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