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追求进步的一生——悼念邓初民同志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不断追求进步的一生
　　——悼念邓初民同志
　　史良
著名的社会科学家、知名的“民主教授”、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邓初民同志，在他过满九十一岁生日以后的几个月，离开我们了。他的逝世，是我国学术界的损失，是中国民主同盟的损失。
邓初民同志出生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前夜，那时，辛亥革命还没有发生，多难的中国正处在“向何处去”的十字路口。闭关锁国、妄自尊大的局面已经打破了，国家富强之策还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而帝国主义的入侵所带来的民族灾难却正在愈益加深加重。为了寻找真理，邓初民同志于1911年从湖北省石首县的一个农村奔向当时湖北省的文化中心武汉，考入宋教仁当校长的江汉大学。早在青年时代，邓初民同志已经开始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学说。从此，他潜心学习马克思主义。1913年他东渡日本，受到河上肇教授的影响，使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水平愈益增进。
七十三岁高龄加入共产党
初民同志和中国共产党的接触是很早的。远在中共成立初期，他就和党的领导人李大钊、林伯渠、董必武等同志有过很多交往。1926年，邓初民同志在武汉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同志，并在毛泽东同志主持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里讲过课。他一直追求进步，坚持革命，到1962年，他以七十三岁的高龄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夙愿实现了。他引用苏轼的词句“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来表达自己兴奋的心情。邓初民同志一生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热情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出版过《新政治学大纲》、《社会进化史纲》、《阶级、阶级斗争概论》等著作，对于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起了积极的作用。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阶段，还以口述的方式从事著述。他是一位热情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
邓初民同志和中国民主同盟的关系是很深的。远在民主政团同盟时期，他就参加了民盟的活动。民盟从政团同盟改组为民主同盟以后，他先后当选为民盟重庆市支部委员、中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中央副主席。他积极参加民盟的学习和工作，是民盟的一位重要领导人。
1945年到1949年，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邓初民同志在民主同盟的名义下进行了大量的政治活动。1945年秋天，毛泽东主席由延安来到重庆，和国民党进行针锋相对的谈判斗争。全国人民对于这次谈判寄予很大期望，邓初民同志也不例外。但他和许多进步朋友一样，一方面对这次会谈寄予期望，一方面却保持审慎和警惕。他深深地关怀着毛主席的安危，因为大家深知蒋介石是一个极其阴险极其反动的政治流氓。当邓初民同志在欢迎会上见到毛主席时，就直率地把这个意见向毛主席说了。邓初民同志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周恩来同志，在当时重庆险恶的政治环境中，邓初民同志坚持斗争，作了许多对革命有益的工作。
仗义执言为实现民主而斗争
旧政协开幕后，邓初民同志积极投入了政协工作。邓初民同志和我同时以顾问身份参与了民盟代表团的工作。记得那时，参加会议的代表每天晚上都和顾问一起研究当天会议的进展情况，和各方面个别交谈的情况。重庆各报记者则围在我们会议室的周围，打听民盟代表团的政见，情绪兴奋，气氛紧张。我们敬爱的周恩来同志也时时参加我们代表团的会议，并作出精辟的分析。邓初民同志以很大的热情参加了这一活动，并且提出很多很好的意见，邓初民同志对周恩来同志在会上的讲话极为钦敬，总是以赞同的态度表示自己的看法，邓初民同志常讲的话，就是一定要对国民党蒋介石保持高度的警惕。
1945年10月，民盟重庆市支部办了一个刊物，名称叫《民主星期刊》，邓初民同志是这个刊物的主编，他以相当大的精力办这个刊物。参加这个刊物工作的同志，多系兼职工作人员，因此是相当辛苦的。《民主星期刊》在当时重庆的舆论界，是一支重要的力量。这是民主同盟的喉舌，也是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所有参加者的喉舌。它所反映的政治观点，基本上代表了当时知识界、文化界和广大青年的心声。刊物编得生动活泼，对于推动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那时，民盟内部还很复杂，在许多问题上常常意见不一，但主流是好的。《民主星期刊》反映了多数盟员的正确的政治主张。记得在刊物的第三期上，有一篇重要文章，是邓初民同志执笔的，这篇文章与邓初民同志和我都有关系。事情是这样的，昆明的同志们带来一份民盟纲领草案，准备在即将召开的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讨论。重庆的盟员极为认真地研究这份草案，举行了多次的座谈。在一次座谈会上，我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民主同盟究竟代表什么人的利益？邓初民同志认为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在经过一番讨论以后，他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民主同盟代表什么人的利益？》他在文章里说：中国民主同盟最根本的要求是民主，民主同盟代表着一切要求民主的人们的利益。哪些人呢？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还包括工人农民和学生。只有官僚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和反动派的官僚们是不要民主、反对民主的。邓初民同志的这个观点事实上说明了民盟从它开始成立就带有统一战线的性质，在反动派面前，不同的阶级和社会阶层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联盟。
那时，民盟虽然已经不再是政团同盟，但实际上却包括着盟内各党派。旧政协召开的时候，青年党受国民党指使分出去，成立了青年党代表团，其实是国民党的附庸。这时，青年党一个领导人写了一篇文章《从制止内战谈到政治协商会议》，在这篇文章里，恶毒攻击中共，说中共“只争地方，不争中枢，多争军事，少争政治”，并诬蔑说：“侧重中枢，还多少有点共同干的意思，侧重地方便是各干各的意思”。邓初民同志针对这些谬论，写了一篇文章，据理驳斥。指出，解放区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解放区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保护人民的利益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文章写得铿锵有力。
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重庆《大公报》也发表了一篇《质中共》的文章，诬蔑中共是内战祸首，《新华日报》于次日即发表了《与大公报论国事》的论文，以大量事实驳斥了它。邓初民同志把这两篇文章同时转载，却加上富于启发的编者按语，教育广大的中间人士。这一期《民主星期刊》，在编排技术上是令人叫绝的。《新华日报》的文章洋洋洒洒，气势磅礴，而那篇《质中共》却有如泄气的皮球，蜷缩在角落上。对比之下，显示了邓初民同志的明确态度。
当时的舆论斗争，只不过是全面政治斗争的一个侧面。而实质问题却是中国往何处去？邓初民同志在他写的《新世界与新中国》一文中直接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说：世界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的前途也是光明的，世界与中国又是紧密相连的，无论是中国的前途还是世界的前途，都要经过斗争，只要人民团结起来，向旧世界宣战，一个新的世界和新的中国就必然会到来。
斗争中把握前进的正确方向
道路是曲折的。旧政协会议闭幕以后，紧接着就发生了较场口、沧白堂特务行凶事件。同年夏天，国民党在全面发动内战的同时，以极其卑鄙的暗杀，夺去了在昆明的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闻一多两同志的生命，妄图以此镇压席卷全国的民主运动。就在这时，国民党放出空气，要在上海暗杀沈衡老和陶行知同志，在重庆暗杀邓初民同志，这个消息在重庆《新华日报》登出以后，邓初民同志仍然在重庆公开露面，并毫不畏惧地参加了李、闻追悼会。直到1947年1月民盟在上海召开二中全会，邓初民同志才离开重庆。那时，白色恐怖已经遍及全国，1947年10月，国民党终于最后撕下一切伪装，公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此讯传出，举世震惊。邓初民同志即和在国内的许多民主人士一道，离沪赴港，开始新的战斗。
1948年初在港举行的民盟三中全会，是民盟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邓初民同志不仅参加了这次大会，并以他的笔墨批评了民主人士仍然幻想第三条道路的朋友们。指出在民主和反民主之间不可能有中间路线，而事实上，作为“中间阶层”内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已经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参加了大翻身的革命队伍，城市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中的大部分人也参加了革命的民主斗争，在这个情况下，要在民主与反民主之外再找什么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现实基础的。事实正是这样，曾几何时，国民党反动派就在人民战争中走到穷途末路。历史正以人民的名义翻开新的一页。
全国解放以后，邓初民同志情绪振奋，心情舒畅。他先后担任山西省副省长、山西大学校长、历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历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和民盟第三、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多年以来，邓初民同志虽然体弱多病，但是只要可能，他就没有放松过学习。当他能够跑动的时候，他先后去过不少地方，进行参观、访问、学习。直到他瘫卧在床上，眼睛看不见了，耳朵还多少可以听到些声音时，还坚持学习。他说：“只要我一息尚存，心脏还在跳动，我自然仍得进行学习。”
邓初民同志的一生是一个革命知识分子的一生，不断追求进步的一生。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曾口述他的一生经历，感慨地说了以下一段话：“数十年的教训，使我深深体会到，知识分子只有依靠共产党，依靠集体，依靠人民，才能找到前进的方向，才能获得前进的勇气，也才能在革命和建设中贡献自己的力量。”邓初民同志的这个感受，是一切要求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感受。我们要向邓初民同志学习，在党的领导下，把知识用于人民，不断地为社会主义作出自己的贡献。（附图片）
　　这是邓初民1964年写的对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