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风难摧傲霜枝——缅怀何伟同志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革命回忆录

　　疾风难摧傲霜枝
　　——缅怀何伟同志
　　周觉 梁枫　陈传统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党的好干部、原教育部部长何伟同志，在十年浩劫中，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我们几个人先后在何伟同志身边工作过，曾经朝夕相处，他既是我们的领导，又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八年过去了，他的音容笑貌，至今仍时时萦绕在我们眼前。我们对何伟同志永远怀着深厚的思念之情。
革命的青年时代
何伟同志原名霍恒德，1910年生于河南省汝南县。早在武汉华中大学读书时，就邀集进步青年，组织读书会，研究马克思主义书籍。在他的影响下，不少青年后来都参加了革命。1936年，何伟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党派何伟同志参加“全国各界救国会”的领导工作。为营救沈钧儒等爱国“七君子”，何伟同志奔走于南京、苏州、天津、北京等地，在南京被捕。在狱中，他立场坚定，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后经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和沈钧儒先生等共同营救出狱。
抗战初期，何伟同志任湖北省委宣传部长。1938年武汉失守后，敌后需要大批干部，何伟同志请求留在大别山区，坚持敌后工作。1939年初任鄂豫皖区党委组织部长和新四军驻立煌（现金寨县，当时是第五战区安徽省政府所在地）代表。年底，中原局调何伟同志回皖中，任新四军江北纵队和舒无地区军政委员会书记。1940年5月，任新四军四支队政治部主任。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七师政治部主任兼皖中区党委书记。这期间，何伟同志作了大量的统一战线工作，联系和团结了大批党外人士和革命群众，培养和保存了大批干部，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七师的发展和皖中根据地的建立作出了贡献。1943年，何伟同志奉调去延安，后来，出席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战斗在“林海雪原”
1946年秋，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战火蔓延到东北解放区。党派何伟同志任牡丹江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何伟同志到任后，率领土改工作队，深入土匪猖獗的地区，发动群众进行土改，巩固根据地。
何伟同志很重视剿灭土匪的工作。他一再讲，“没有土地改革就不能发动群众，不能建设根据地；不荡平匪患就无法进行土改。即使搞了土改，胜利果实还会丧失。”1946年冬季，我军经过艰苦作战，消灭了土匪武装，但少数土匪骨干、伪满官吏和警察，潜入深山密林，疯狂破坏土改工作。军区召集团以上干部开会，研究新形势下的战术。何伟同志细心地听取了大家的汇报，当听到土匪屠杀群众的惨况时，他愤怒地站起来说：“除匪不尽，遗祸无穷！现在要下决心迅速、干净、彻底地消灭土匪，保护土改，巩固后方。”经过会议周密研究，决定变大兵团作战为小分队进剿。各个小分队按照部署，独立作战，完成了剿匪任务，有力地支援了前线。
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
全国解放后，何伟同志担任广西省委副书记兼桂北区党委书记。1952年调任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1954年调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以后又出任我国驻越南大使兼驻老挝经济文化代表团团长。环境和地位虽然变了，但何伟同志一直谦虚谨慎，保持着艰苦奋斗的革命品德和作风，勤勤恳恳地工作。周恩来总理曾经称赞说：外交部是老干部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但部里的一些同志都能正确对待自己的职务和工作，何伟同志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
在驻外使馆的工作中，何伟同志常常把个人的疾病和辛劳置之度外，全部精力贯注在工作上。他善于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和群众的积极性，把全馆团结成为一个战斗的集体。因此，使馆的工作虽然很忙，但有条不紊。特别使我们感动的是，何伟同志任驻越南大使时，有一次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访越，飞机到达河内上空时，忽降暴雨，飞机不能着陆，只好改在河内以南二百多公里的义安市降落。为了总理的安全，何伟同志不顾个人有病，连夜坐汽车赶到义安，为使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安全到达河内及时做了周密的安排，保证访问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何伟同志对干部十分关心，不仅把驻外使馆工作人员的外文学习和其他外交业务学习时时放在心上，还关心他们的生活问题，帮助这些同志，使许多同志非常感动，心情舒畅，积极工作。
河南人民的知心人
1962年5月，何伟同志奉调回国任河南省委第二书记。何伟同志一到任，立即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当时正是困难时期，河南的问题尤其严重。何伟同志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跑遍了所有的专区和近百个县、市调查研究。一次在新郑县农村，他看到社员们正在劳动，就让汽车停下来想和群众聊聊，谁知群众非常冷淡。由于我们政策上的偏差和工作上的失误，群众吃了很大苦头，对干部有意见，关系疏远了，心里话不谈了。这件事使何伟同志感触很深，他沉痛地说：“要不是共产党、毛主席在群众中有崇高的威望，群众非打我们的扁担不可。”一次他去灵宝县检查工作，事先没有通知县委，下火车，天才朦朦亮，何伟同志步行到县委机关。县委的几个书记，埋怨事先不通知他们，何伟同志风趣地说：
“先通知怕你们不欢迎我来呀！”卢氏县地处河南西部边界，省委负责同志很少有人来，何伟同志去到那里，使县委的同志格外高兴。当晚在炭火炉旁，和县委的同志从建设新山区的远景发展规划，谈到卢氏县名的由来和当地的风俗习惯，直到深夜。
1963年秋，由于其他专区遭受了水灾，省委想从南阳专区多购一些粮食，以丰补歉。有些同志对完成粮食征购任务感到为难。何伟同志冒雨赶往南阳，途中一段公路因被水冲坏，车子滑到沟里，何伟同志的头部负伤。当南阳地委负责同志去看他时，他诙谐地说：“你们看，我是冒着生命危险来向你们要粮的呀！”他不顾伤痛，又到几个县实地考察，然后在县委书记会议上，深刻地分析了全省的形势，号召大家以大局为重，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分担困难。经过这样的深入细致的工作，增强了大家的信心，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何伟同志三下兰考，发现和培养焦裕禄这个优秀干部的典型，至今仍为兰考人民传为佳话。
何伟同志在豫东视察工作的途中，发现很多讨饭的，扒火车的，都说是兰考县人，并听说兰考外流人口达到四、五万。1963年3月，何伟同志第一次到兰考，听了县委书记焦裕禄同志和县委的汇报。然后由焦裕禄陪同，实地考察了给兰考造成灾害的大小风口八十多个，沙丘上千个，还看了许多低洼盐碱地。他看到灾情十分严重；同时大灾之后，很多干部失去信心，不愿在兰考工作。县委的压力很大。何伟同志的心情十分沉重，他向县委指出：“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就是没有尽到责任。”当时焦裕禄同志向省委表示：县委决心带领全县三十六万群众战胜灾荒，并提出了治沙、治涝、治碱“除三害”的主张。何伟同志对焦裕禄同志的决心和主张，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和支持。
1963年7月，何伟同志视察豫东十县灾情后，再次来到兰考。他看到兰考情况有了好转，非常高兴。第二天，又在几个公社看了一天，晚上就住在仪封公社。干部们反映说，“省委书记下乡，住在我们的公社里，这还是第一次。”何伟同志的言传、身教，是一种精神力量，对焦裕禄和兰考干部，产生了深刻影响。
1964年春天，何伟同志第三次到兰考。看到改造兰考的规划正在实现，根治“三害”已初获成效，全县粮食已初步自给，他心情激动，谈笑风生。对兰考的未来十分乐观，对焦裕禄同志表现出极大的信赖与器重。不幸的是，就在这一年，“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焦裕禄同志，积劳成疾，患了不治之症。兰考人民最需要他的时候，他离开了人间。焦裕禄是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优秀干部，他的成长，也凝聚着何伟同志的心血。
教育事业壮志未酬
1964年10月，何伟同志调任教育部长。一到任，他就反复强调多作调查研究，把中央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实践结合起来。
那一年，河北省阳原县是在普及教育方面有突出成就的一个县。何伟同志的调查，就是从这个县开始的。他到教育部一个星期后，就带领干部到阳原登上箭口山顶的王家梁，在那个只有26户人家的小山村，何伟同志不吃从山下为他带去的大米白面，非要跟老贫农一起吃莜面、山药。他走访了每一户，问寒问暖。他看到许多家的炕席烂了，就和县里的同志商量，能不能为他们解决一下？他亲自听模范教师讲课，听群众对老师的评议。晚上跟老师挤在一条炕上，促膝谈心，兴奋地谈到深夜。这样，他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跑遍了阳原县的山山水水。他发现阳原县的自然条件并不好，经济也不富裕，之所以在教育工作方面作出了成绩，主要是领导重视，群众支持，采取多种形式办学。后来何伟同志根据这个经验，结合1965年全国半农半读教育工作会议的精神，写了一篇文章，登载在《人民日报》上，受到了刘少奇同志和教育战线广大干部的称赞。
何伟同志十分注重调查研究和理论联系实际。当时教育战线上的最大实际是，有30％学龄儿童没有入学，70％的初中生不能升学，还有近40％的青壮年的文盲没有扫除。任务是艰巨的。他多次讲到：我们国家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条件不同，差别很大，用整齐划一、千篇一律的办法来办教育，不是实事求是的精神，也是行不通的。因此，他特别注重调查研究，解剖麻雀，强调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一切都要从实际出发，一切经过实践。他到教育部工作，仅仅一年半的时间内，先后跑了12个省、市、自治区，三十多个县和上百所中、小学。为了了解民族教育情况，他爬上海拔二千米的云南省攸乐山，视察佤族学校；他亲自到国境线上，了解边疆教育情况。他非常关心教师生活，每到一个学校，都要和教师谈心，了解教师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正当他全力以赴，准备召开全国全日制中、小学教育工作会议时，十年浩劫开始了，何伟同志被毫无根据地诬为“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总代表”、“刘少奇的黑干将”……。何伟同志失去了工作的权利，精神和肉体上都受到严重的摧残。
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何伟同志想到的仍然是党、国家和党的教育事业。当他看到学校被砸，老师被斗，学生们学业荒废，常忧心忡忡地说：“我身为教育部长，以为国家培养人材为己任，可现在……。”他为党和祖国的前途忧虑，但他深信党会拨开迷雾，使人民重见光明。临去世前，他曾和自己的儿女说：“我多么希望能再看上十年，再干十年啊！”但是，令人痛心的是，他未能实现这个愿望。1973年3月9日他含冤去世，永远离开了我们！
今天，当我们提笔追忆这位老首长时，可以告慰他的是：严冬终于过去，春天真的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