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军令状”之后——记西安自行车总厂厂长韦浩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实干家

立“军令状”之后
——记西安自行车总厂厂长韦浩
1979年，西安自行车厂正面临停产关门的时候，总厂厂长韦浩走马上任了。他四十多岁，精力充沛。他向上级领导立下“军令状”：1980年把自行车产量从四万辆提高到15万辆，1981年达到30万辆，闯过产量、质量、成本三关；否则，甘愿受降两级的处分。
这个“军令状”一立，有人震惊，有人怀疑，有人摇头：“哎呀，韦浩吃了豹子胆了！”“干四万辆都费了这么大劲，搞15万辆谈何容易？”“这是发高烧，说胡话哩！”
韦浩是经过一番周密的调查研究之后，在同志们的支持下，才立下这个“军令状”的。他在调查中发现，尽管建厂19年来，由于产品质量不好，企业亏损，发展缓慢，但毕竟积累了经验，培养了一批能初步掌握自行车生产的工人、技术和管理人员，而且有比较完备的设备。只要政策对头，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生产就一定能搞上去。
为了实现“军令状”的誓言，厂党委和韦浩同志发扬民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在市有关部门领导下，全市自行车行业按专业化分工协作的原则组织生产，将自行车一厂、二厂和全市八个区社属零件厂接收为自行车总厂统一管理。接着，他们加强了生产指挥系统，充实了业务技术力量。韦浩常说：“干一番事业，必须网罗一批人才。”有一个老工人，技术上是内行，在解决生产薄弱环节上做出了成绩，经研究决定将他提为车间主任。他当了车间领导以后，带头攻关，不长时间，就和工人们一起革新了四台设备。还有一个老工程师，过去被错定为“历史反革命”，长期将他弃之不用；后来虽然平反了，但还留个“尾巴”，不被重用。韦浩到厂后，一方面向上级打报告，彻底为这个工程师平反，一方面就大胆地使用他，让他负责全厂的技术工作。这位老工程师十分激动。他吃住在厂里，没明没黑地干，解决了生产中的许多技术难题。
去年5月，自行车总厂与市财政局企财处签订了《扭亏包干合同》。企业的盈亏与每个职工都有切身的关系，所以从厂领导到每个职工，都自觉关心企业的生产。去年调资时，这个厂还规定，平时完成定额，而且在三个月内，产、质量名列前茅的，调资时免评升级。结果有八个人免评升级，大家心悦诚服，在调资中，生产不仅没有受到影响，而且全厂产、质量持续上升。
1980年，西安自行车总厂生产“延河”牌自行车16．5万辆，是1969年的四倍；质量有所提高，去年一举扭转了亏损局面，赢利55万元。现在，西安自行车已行销全国18个省市，今年的货全部订完。
本报通讯员 孟西安 本报记者 何黄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