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热爱社会主义祖国——访复旦大学校长、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教授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专访

要热爱社会主义祖国
——访复旦大学校长、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教授
“中国人要热爱中国，这是天经地义的。过去，我们搞‘科学救国’，做不到；搞‘教育救国’，也做不到；现在做到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我们要热爱社会主义祖国。”——记者访问复旦大学校长、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教授，请他谈谈如何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他说了这样一段话。
今年，苏步青教授正好八十岁，也是他从事教育工作五十周年。半个世纪来，苏老象一位辛勤的园丁，在高等教育的园地里，用自己心血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数学人才，有许多学生已成了驰誉中外的学者。现在，国内有二十多所大学数学系的系主任是他的学生。苏步青教授喜欢用诗来抒情言志。今年春节，他写了一首七绝：“历史长途走不完，高山外有更高山。直须磨尽皮和骨，养大儿孙好接班。”我们的谈话就是从这首诗开始的。
苏步青教授恳切地说：“我们搞学问，搞教育的人，想的就是怎样教育好青年，培养好接班人。看到我们培养的学生取得了成绩，心里就很高兴。”
当谈到怎样对青年进行教育培养时，苏步青教授说：“要教育青年热爱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些青年人，没有经历过旧社会的苦难，不了解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缺乏两种社会制度对比的实际感受，只看到祖国还比较落后、贫穷的一面，对外国的东西一味崇拜。还有些青年在自己成长的道路上遇到某些挫折，便怀疑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些都是不对的。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比较贫穷，科学技术比较落后，但解放三十多年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国人口多，八亿是农民，底子又薄，取得这些成绩是不容易的，这一点，外国人有时看得比我们清楚。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去年10月到复旦大学访问时说，你们国家这么大，这么多人，不比我们法国才五千万人口，取得这样的成绩很不容易。这话是很客观的。正因为中国还落后，就要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使国家强盛起来。对于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是应该尊重的，不然就不会去虚心学习；但绝不是外国什么都好，什么都学。有的青年被一些国家一时繁华的表面现象所迷惑，对资本主义国家缺少全面分析。现在，我们同资本主义国家交往日益增多，这方面的思想教育要特别注意。最近几年，我们学校出国留学的青年人和中年教师不少，临行前，我同他们谈话时总希望他们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我对他们说，你们在外国学习，将来得了博士学位，生活比国内过得好，人家要留你，你留不留？我们国家是比较穷，但你们要想想，我们国家这么穷，就派你出国留学，多么不容易，你要回来努力工作，把祖国建设好啊！”
苏老还谈到，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要讲究方法。政治课要改进，单靠政治课也不够；有经验的老同志结合切身的经历和当前的现实问题和青年们谈谈，往往会收到很好的效果。他说：“就讲上大学吧，学生从进校以后到毕业，全部包下来，不缴学费，70％的学生还有助学金，这些钱哪里来的？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的；外国人给我们的吗？更不是的；还是我国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果。国家花这么多钱供给大学生上学，这不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吗？”
是的，苏老一生在爱国的道路上冲过了几个关口的历史事实，就是教育青年的好材料。“五四”运动以后，他只身去日本，在日本学习的12年，是日本帝国主义一步紧一步侵略中国的时期。爱国的中国留日学生，都投入了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斗争，同时发奋学习。1931年，他得了博士学位，不少名牌大学以高职、高薪聘请他，他想到出国留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求知识拯救祖国，于是他毅然回国了。当时日本帝国大学还答应保留他半年的工资。他回国后，在浙江大学任教，竟一连四个月没有领到工资，生活真苦啊。就这样，他过了第一关。抗战爆发后，中国处于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日本帝国大学打电报要求他前去任教，他说：“我要留在自己的祖国，祖国再穷，我也要为她奋斗，为她服务。”这样，苏步青教授过了第二关。解放前夕，国民党要他到台湾去。他们造谣说，共产党不要教授，不要知识分子。苏步青不理他们那一套，说：“在我的学生、地下党员谷超豪的帮助下，我决定不跟他们走。”1949年春节，谷超豪送给他一张贺年片，上面写着：“恭贺新禧——毛泽东”。他为此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张贺年片，仿佛是对苏步青教授过的三个爱国关的一个总结。
谈到“史无前例”的年头，苏老深沉地说：“十年动乱期间，我的爱国历史被说成了卖国罪状，但是我并不灰心，我想一个人只要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祖国，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四人帮’覆灭了，历史恢复了本来的面目。我订了个计划，假日不休息，要抓紧工作，赶快做。话还要说回来，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接班人，还需要我们这样的人。我不能退下来，不能休息啊！”
访问结束了，这是记者第四次访问苏步青教授，每次访问都使我受到了教育，增加了对这位老科学家的崇敬。
本报记者 肖关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