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与人口问题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与人口问题
费孝通
我们中国社会里有许多传统伦理观念是和人口问题有关的。我在这里只举一个例子，那就是把多生男孩子看作为一件好的事，一种人生的幸福，也是做人的责任。不这样做，那就坏了，要受人奚落，甚至惩罚。
一个社会里的伦理观念并不是一些文人的空话，而是控制人们行为的社会力量。我们不能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看作只是一家之言，儒家的思想。这是中国传统社会里的实行着的人们的行为规范，历代的儒家不过是这种社会行为规范的维护者，他们并不是这些规范的创造者，这些规范并不是他们头脑里想出来的，他们不过是想出许多道理来宣传这些规范，在支持和推广这些行为规范上出了力，起了作用。
我们在这里应当问一下：这种伦理观念是怎么产生的呢？它对人口究竟发生了多大影响？
我认为这种伦理观念可以说是小农经济的产物。小农经济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进行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农业经济。在这种经济里多育多男是有具体经济价值的。在这种经济里，劳动力的多少强弱和家庭收入及生活好坏是有密切的关系。
在一个父系社会里，女儿长大了要出嫁，成为其他家庭的劳动力，而男孩长大了还可以娶个媳妇，增加这个家庭本身的劳动力。重男轻女也有它的经济基础。现在我们农村里还流行着女儿出嫁时索取高额礼金的风俗，这也反映着劳动力转让的过程。
从这种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有关人口的伦理观念不仅是多育，而且还要多男。这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我们再了解一下历代社会基层的权力结构，还可以看到，在以氏族组织为基础的社会里，为了提高地位和巩固势力，也总是要尽力扩大血属的范围，助长了多育多男的要求。所以这种伦理观念不仅联系于当时的经济基础，还联系于当时的政治环境。
这些考虑是引导我们去研究伦理观念怎样为社会的经济政治服务，从而理解它存在和持续的原因。
我们如果要问这种多育多男的伦理观念对我国社会发展起着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作用，我们不可能得到一个简单的答案。它起了什么作用是决定于这个社会的具体条件。在还存在着可以利用的广大土地时，在过去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农业技术条件下，这种鼓励人口增长的伦理观念对这社会的经济发展是有利的。但条件改变了，它所起的作用的性质也会随着改变。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四化建设，农业现代化要从根本上把小农经济改变过来，因而从小农经济中产生出来的那一套传统伦理观念不仅已丧失了它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而且日益成为阻碍现代化的消极因素。
全国解放三十年来，有关人口的伦理观念，至少在广大的农村里，并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而由于医疗卫生事业的迅速发展，加上长期的和平局面，人口的死亡率大大降低，自然增长率相应地上升，以致在我国出现了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人口增长。1928年全国人口大约是四亿七千四百万，1949年增加到五亿四千八百万。在这期间大约增长了七千四百万。其后人口的增长却大大地加速了，1953年约六亿，1957年约六亿五千六百万，1960年达到了七亿七百万。现在人口已增到九亿多，三十年中净增四亿二千万，也就是说四十年我国人口增加了一倍。同样的这一块国土上，能养活增加了一倍的人口，确是说明了我国在解放后的三十年里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在这短短半个世纪里增加的一倍人口，客观上也增加了我国建设现代化积累资金的困难。
摆在我们眼前的事实是自从我国大力推行计划生育以来，在城市居民中已经有显著的效果，而在乡村里计划生育的阻力就比较大。这种阻力固然有一部分是出于农民在文化上比较城市居民为落后，接受新思想比较慢、比较难，但是基本的原因我认为还是在于小农经济的基础。只有在新的经济基础上才能生长出新的伦理观念来。
对伦理观念进行社会学的调查和分析不仅有其理论上的意义，同时也有其现实的意义。我们既有决心实现四个现代化，那么从小农经济产生出来的，又用以维持这种落后状态的种种包括伦理观念的意识形态，势必要被历史的发展所冲垮。为了在这不可避免的过程中少花一些代价，对意识形态的科学的调查研究应当提到日程上来。
（摘自《民主与法制》198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