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越的新闻战士浦熙修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卓越的新闻战士浦熙修
梅益　徐迈进　石西民
把一生献给了人民的新闻事业的浦熙修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一年了。随着时光的流逝，浦熙修的形象不仅没有在我们的脑海里淡漠消失，反而更加清晰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十年动乱中，我们都失去了联系。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竞相打听她的消息，殷切期望她在这春回大地的时候，再度显示她的才华，为人民的新闻事业继续作出贡献。没想到她已在1970年4月23日，在精神和肉体双重折磨下，悄然地离开了我们。
抗战前夕，浦熙修以偶然的机缘进了《新民报》，踏上了记者的岗位。从此，她以满腔的热忱从事新闻事业。由于采访新闻的关系，她和我们党的领导人，和中共代表团、《新华日报》的同志有了接触。共产党人的言行使她深受感动，她感受到共产党“说真话，讲道理，有办法，关怀人”。当她进一步了解了党的方针政策以后，就体会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此后她便从感情上行动上自觉地站在共产党的一边了，她的一生也就和党的事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
在国共和谈期间，浦熙修三天两头要到重庆曾家岩50号和后来的南京梅园新村。我们向她发布新闻；在重大政治问题方面，她也告诉我们一些所见新闻。我们之间建立了互相信任的友好感情。在具体工作中，遇到有的新闻不适宜刊登在《新华日报》上，就通过她转给其它报纸。她有什么烦恼和困难总要找我们的同志倾吐，她成为周公馆的常客。她虽然不是党员，但我们没有把她当作外人。她是我们忠诚可靠的朋友，在我们遭遇到某些暂时困难时，她常常是主动给我们帮助。在1941年发生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时，我们要疏散一些同志秘密离开重庆，浦熙修帮我们介绍掩护关系乃至购买车票，寻找交通工具。这些看来是具体的“小事”，然而在当时是要冒着很大政治风险的，不是患难之交，是办不到的！1947年春天，我们代表团撤离南京前夕，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和中山北路新华日报办事处被国民党特务封锁，浦熙修冒险为之传递东西。凡是我们希望她做的事，她从来没有推辞过，总是不顾个人的安危全力以赴地去做。
皖南事变发生以后，党组织为她的安全考虑，一位领导同志想给她一笔钱要她暂时离开重庆。可是她却首先考虑的是党组织的钱来之不易，认为自己的处境还不是太危险，因而没有接受这笔钱。1947年初，国民党反动派蓄意打内战，和谈之门已被关闭，中共代表团准备撤离南京。在那风云变幻的日子里，她一天要到梅园新村数次，她找到梅益同志说：“你们要走，我难过极了。我想加入共产党。”这就是浦熙修当时的心情，她在政治环境最险恶的时刻，表示要和党在一起。
浦熙修一生中遭遇到许多不幸，她走过的道路是坎坷不平的。她曾失业、挨打、坐牢，都没有动摇过她对党的信念。即使在1957年她被错划为右派，受到莫大的委屈，她还是一心想着党，从没有埋怨过党一句话。她身处逆境而不怨天尤人。1962年，她恢复了中断多年的日记，以此来激励自己，对自己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她曾找过范长江、石西民、沈兹九等同志，剖析自己的思想，寻求帮助，她表示要以实际行动做好文史资料的编辑工作，争取在政治上有个大的进步，期待重新走上新闻工作岗位。我们至今为她在生前没有实现这一愿望而感到惋惜。
浦熙修具有一个优秀新闻记者的品德和才华。她富有正义感，为人正直；她新闻敏感性强，文笔质朴犀利；她工作勤奋，忠诚于自己的职责。她嫉恶如仇，看不惯国民党统治下的腐败现象，她用笔揭露了许多丑恶和黑暗。她参加国民党官员召开的记者招待会，在会上追根问底，常常使那些达官贵人为之张口结舌。抗战胜利后，毛主席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不久又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这是政治斗争十分激烈的重大时刻。浦熙修夜以继日地工作，宣扬共产党的和平、民主、独立的主张，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心声。她的一篇篇通讯，受到了新闻界和各界人士的重视和赞扬，她成为当时有声誉的女记者。
1946年2月10日，国民党制造了重庆较场口事件，打伤知名人士郭沫若、李公朴等。事后中央社发表了颠倒是非的新闻，为国民党开脱罪责。浦熙修对此无比愤怒。为了维护新闻记事应该真实的原则，她积极协同新华日报的同志，在新闻界人士中征集签名，以公开信的形式向中央社提出抗议。中央社复函强词夺理，浦熙修等又再次联名写信斥责中央社。在这次斗争中，浦熙修英勇地站在斗争的前列。
1946年6月23日，国民党反动派又一次在南京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在现场采访的浦熙修和自上海来的和平请愿代表马叙伦等遭特务毒打。在危急中，浦熙修以她的身体掩护着雷洁琼，她的鲜血溅红了雷洁琼的衣襟。她身受重伤，被送到医院。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同志深夜赶去医院慰问。暴徒行凶没有使她退缩，党和人民对她的鼓励更坚定了她的斗志。浦熙修不仅用墨水，而且是用鲜血来写新闻。
血的教训教育了浦熙修，她更加自觉地参加到反蒋统治的斗争中去。1947年5月，南京青年举行了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大示威。国民党军警进行血腥镇压，制造了“五·二○”大血案。当时南京的形势十分险恶，浦熙修本人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她顶住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恫吓，坚持用大量的篇幅报道事件的真相，有力地支持了人民的反蒋斗争。
1948年夏天，南京新民报被封，浦熙修被剥夺了公开采访的权利，但她没有放下手中的笔，继续为香港、上海等地的进步报刊写南京通讯，为蒋家王朝的彻底覆灭敲丧钟。这时，国民党对她已恨入骨髓。在这年的11月16日深夜，正当她在灯下写稿时，国民党特务闯进了她的小楼，把她逮捕入狱。监狱也同样没有使她屈服，她在狱中斗争得更加坚定。
解放以后浦熙修到北京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开国大典上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毛主席称她是“坐过班房的记者”。她感到兴奋、激动，决心要当一辈子记者。她负责文汇报驻京办事处的工作，不辞辛劳地三赴朝鲜战场采访，还到新疆等地作抗美援朝的宣传报告。她写下了《朝鲜纪行》，《新疆纪行》等小册子。正当她风华正茂，大有作为之时，1957年的政治风暴迫使她离开了新闻工作。
1959年，她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副主任，用她自己的话说，“新闻记者当不成了，就当旧闻记者吧！”她利用她当过记者的丰富经验，积极组稿，搜集史料，不顾年事渐高，身体有病，跑遍了半个中国。她又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了。由于积郁成疾，她在1965年底患了直肠癌。接着在那场浩劫中，她受尽了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摧残迫害，得不到应有的治疗。她在病中几乎与世隔绝，忍受了难以忍受的孤寂和痛苦。她的手已无法把握住笔，她用最大的毅力在日记上写道：“必须保持乐观精神斗争到底！就是自己牺牲了，也还可以向抗癌贡献一份力量。”
浦熙修在生命垂危之际还向组织上写了一份自传，向党倾诉衷肠，盼望历史为她作出公正的评价。历史是不会辜负人的。今天，由党中央批准，浦熙修同志长期蒙受的不白之冤终于昭雪了。
浦熙修同志对中国共产党的无比信赖，是她在长期的生活经历中逐渐形成的，她不管遭受什么挫折，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爱却始终如一。她身处逆境，从未丧失生活的信心和战斗的勇气。这种精神多么高贵！我们永远怀念浦熙修同志，怀念这位为真理奋斗毕生的，我们党的忠实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