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的短篇小说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关于我的短篇小说〔文艺回忆录〕
蹇先艾
从1925年起，到1949年为止，我总共写了一百来个短篇：可存的不多。远在中学时期，我就爱好文艺，开始学习写作，勇气倒是有一点；基本功其实很差，思想、艺术修养与生活的准备和积累非常不足；对文学上的各种主义、表现手法，完全不懂。我和有些在北京游学的青年一样，受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见猎心喜，信笔写了一些思念故乡、追忆童年的散文和似是而非的短篇小说（其中也有几篇是以青年的苦闷和恋爱为题材的），正如1935年鲁迅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对我们早期习作概括的评语：“写出了胸臆”，“隐现着乡愁”。我居然被列入“乡土文学”作者，这是始料所不及的。那些东西，现在回头去看，文字尽管简朴，也有热情；但其缺点不只是人物平常，事情琐屑，技巧也是十分幼稚的。这固然不算什么耻辱，毕竟是名副其实的习作。
三十年代，我从大学毕业以后，长期以教书为业（后来又兼在一个图书馆工作），生活既固定，生活面又很窄；不过每年我总要利用寒、暑假去各地作短期旅行，或者回到故乡（贵州遵义）住一段时间，体验一下生活。我并没有参加过实际斗争。当时我们住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根本没有到工农群众中去的自由，只能偶尔偷偷地和工农或其他劳动人民有所接触，听他们讲了一些他们的悲惨遭遇，使我深受感动，往往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慨与同情，逼着我非把它们写下来不可；不写就觉得不舒服。有些是真人真事略加补充，也有些是我在生活中所见的同类的人和事概括拢来的。从那个时候起，我的立足点稍有转移，开始摆脱了身边琐事，选材逐渐广泛地转向劳动人民。慢慢地学习了如何比较生动地刻画人物的性格，比较鲜明地描绘事件的环境，如何提炼主题思想和情节，根据实际生活来创造各式各样的人物，以及在生活中学习和记录群众的语言。我也写出过几个自己比较满意的短篇，如《在贵州道上》，《到镇溪去》，《谜》，《春和客栈》等；但是有一些作品，只抓住了某些表象，没有洞察事物的本质，人物也仅仅画了他们的脸谱。原因是我的立场、观点还没有彻底解决，对生活又没有深入，理解、分析水平不高，反映出来的东西，自然也就难于达到真实、深刻了。
我学写短篇小说，一开始就受了鲁迅先生的作品很大的影响。我不能忘记北京师大附中的国文教员夏宇众先生，他很早就给我们选讲了鲁迅先生和叶绍钧先生的小说，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1922年我把鲁迅的《呐喊》和叶绍钧的《隔膜》读了两遍。后来，接着又读了鲁迅的《彷徨》和叶绍钧的《火灾》、《线下》等几个集子。我读鲁迅的小说时，如获至宝。我觉得他揭露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社会特别深刻，有的作品写知识分子，有的写农民，既表现了上流社会的堕落，又反映了下层社会的不幸，爱国主义的思想跃然纸上。有些短篇，对光明的未来还作了肯定，并对革命表示了殷切的希望。他的小说，短小精练，的确做到了“借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没有拖沓冗长的描写。无论是刻画人物或者描绘环境，手法都是超群出众，寥寥几笔，便简洁有力地勾勒出了小说的场面、背景，只用三言两语或者一两个姿势、动作，便活灵活现地表达出一个人物突出的习性和特征，完成了艺术典型的创造。他的作品是现实主义的典范，这是举世公认的。
叶绍钧熟悉江浙一带的中小学教育界的生活，他的早期的短篇小说，讽刺旧社会，嘲笑小市民，对小人物深表同情，文字朴实，注重语法、修辞，结构紧凑，他也是我们初学写作时爱读的作家之一。事实上，鲁迅的作品给我的启发更大，我师承他也更多一些。
在外国作家中，我很喜欢莫泊桑和契诃夫，读得最早的是莫泊桑的名著《项链》。在李青崖翻译的《莫泊桑短篇小说集》和赵景深翻译的《柴霍甫短篇杰作集》出版之前，我已读过这两位短篇小说大师的几本英译选集。莫泊桑以故事情节见长，反映了1880年以后的十年间巴黎的社会生活，刻画了各个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构思精巧，善于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激发起读者的感情。契诃夫描写十九世纪俄国黑暗时期的丑恶的真实生活。他厌恶庸俗。高尔基认为他“在灰暗的‘平庸’的海洋里，发现了在滑稽的外表隐藏着的悲惨的东西。”他希望有一个彻头彻尾的改革，用心良苦。他们各有千秋。我有点偏爱契诃夫，他的短篇，形式短小，富于幽默和讽刺，有鞭打，也有怜悯，意味深长。我在学习写小说时，也受了他一些影响。1936年在孟十还主编的《作家》月刊上，我发表过一个短篇《泄》，就是拟契诃夫的。
有好几年我都是在图书馆工作，使我有机会涉猎了较多的中外作家的名篇，也读了一些高尔基和东西欧作家的作品，不过都是略读，没有精读，得到的借鉴不算多。我应当感谢在学习写作期间，前辈和同时代的一些作家给我的诱导和帮助，孙伏园、王统照、徐志摩、郑振铎、叶绍钧、胡愈之、傅东华、巴金、靳以、沈从文、王鲁彦、熊佛西、李健吾等同志（有好几位已不在人间），在他们主编的副刊或者杂志上发表过我的习作，有些同志还把我的短篇小说和散文编进丛书或者介绍给书店出版。没有这些前辈和同辈的扶植和帮助，我肯定不会坚定不移地走上文学的道路。文艺新芽必须由园丁们在各种文艺园地上加以培育，才能茁壮成长，古今中外莫不皆然。
我的短篇小说取材于贵州的较多，因为我对故乡的人民生活、语言和风土人情一般比较熟悉，虽然对有些题材写来并不见得都那么得心应手；但我坚持一条：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不熟悉的不要勉强去写。贵州是地方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得最久的一个省份，官绅勾结，压迫剥削，军阀横行，抓兵派款，横征暴敛，民穷财尽，卖儿鬻女，解放前劳动人民一直过着苦难重重的地狱生活。我既有耳闻，又有目睹，我在小说里总是想通过一些平凡的人物和生活的某些侧面来揭露统治阶级的反动本质和滔天罪行以发泄我的愤怒；但是在我的作品里有一个严重的缺点，就是只停止在对旧社会腐朽黑暗的憎恨和无情的抨击，却没有指出前进的道路。我所写的那些故事，大多数是令人愤懑和悲痛的，因此调子就往往显得有些低沉，使人读后感到沉闷和压抑，这是我应当引咎自责的。
在这本集子里，对我的早年的作品，只选了一篇《水葬》。写这篇小说的目的，本来打算通过一个农村暗无天日的事件来控诉地主政权的残酷罪行，由于我的思想认识水平很低，把佃户骆毛心里蕴藏的反抗情绪还写得很不够；想不到鲁迅先生在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时候，竟选了我这篇处女作，说我写出了一点“冷酷中的母性之爱的伟大”，这是因为鲁迅平常深深体会到母爱是一种不可抵制的力量，恰好他看见一个作者描写了这方面，他又是最肯培养文艺青年的，当然要鼓励
（也是鞭策）两句。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文艺导师，我把它保留下来了。其他各篇，都是从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习作中挑选的。虽是自选，我也听取了一些朋友的意见。取舍未必全都适当，有些应选的小说并没有入选，有些次品反而选上了，这都是可能的。这本选集的作品还不大成熟，我想，如果作为史料来看，让青年读者们认识一点旧社会的罪恶和当时边远省区人民遭受的疾苦，多少还是有些益处。我记得高尔基在一篇文章里说过：“青年们不大熟悉可恶的旧时代，因此他们往往对现在重视得不够”。今天，经过三年的拨乱反正，我国各条战线已取得不小的成绩；但是封建势力的残余还在影响着我们，林彪、“四人帮”的流毒还没有干净、彻底清除，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必须严肃批判，官僚主义也要大力克服。在这个时候，读点反映旧时代的东西，把新旧社会对比一下，我们的爱憎不就会更加分明一些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经历了不断的前仆后继的战斗，克服了无数的险阻艰难，从旧社会走过来才不过三十年，我们不能再走回头路了。已经跨入了八十年代，我们一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进行新的长征。我们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使我们的文艺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编者附记〕《蹇先艾短篇小说选》将在今年五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本文是作者为小说选写的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