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花岗先烈精神不死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黄花岗先烈精神不死
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副主席 黄乃
《蝶恋花》
转眼黄花看发处，为嘱西风，暂把香笼住。待酿满枝清艳露，和风吹上无情墓。回首羊城三月暮，血肉纷飞，气直吞狂虏。事败垂成原鼠子，英雄地下长无语。
这是先父黄兴（字克强）于辛亥（1911年）年秋天，为纪念广州起义英勇牺牲的同志们写下的一首词，表达了沉痛的思念之情。上阕哀婉清新；下阕寥寥数行，却是当时激烈战斗的再现，也是这次义举的概括小结。
“三·二九”广州之役，是中国同盟会在辛亥革命前所发动的最后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起义。牺牲了八十几位革命同志，包括各省调集的精英和才识卓越的留日学生。先父事后十分沉痛，在致孙中山先生的报告中说：“以前屡次革命，伤吾党人才，未若如是之众。今若聚闽蜀之精华而歼之，弟之躬虽万剑不足以蔽其罪矣。”这次起义虽然没有成功，但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它唤醒了全国民众，震撼了封建专制的统治，激励了海外华侨对革命的继续积极支援，成为辛亥革命的先声。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见《黄花岗烈士事略序》）
1910年，根据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以及同盟会争取新军工作的成效，克强公认为，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5月13日向孙中山先生提出了详细的计划。他认为革命如在一省爆发，各省将闻风而动，“必有谷中一鸣，众山皆应之象。”同年11月，孙中山先生在槟榔屿为组织这次广州起义召开了会议，制定了周密的行动计划。会后，革命党人分头从经济上、组织上和军事上积极地进行了准备。他们从已往的经验中感到，起义一旦爆发，特别需要资金。一定要为这次起义筹集一笔巨款。到1911年初，从海外侨胞中已经募集到港币十八万七千余元，其中主要是南洋各地侨胞捐助的。由于克强公参加，使当时比较困难的募捐工作，有了显著的收获。
1911年1月18日，克强公到了香港，月底成立了统筹部作为领导起义的指挥机关。他们在广州建立了不发生横的联系的四十多个秘密机关。在新军、巡防营（省后备力量）和巡警教练所中都做了起义的准备，估计可以发动的武装力量达三千人或四千人，起义的突击力量是数百人的敢死队，拟分十路进攻。枪械和弹药是陆续自日本、西贡和暹罗秘密运进来的，炸弹是革命党人在香港制造的。
起义原订农历3月15日举行，因为温生才刺毙副都督孚琦后，官方加强了戒备；加上枪械、汇款未能按时到达等原因，起义日期一再推迟。又因有新军二标将于4月初遣散的消息，且官方将严密清查户口，搜捕革命党人，如再推迟，势必不可为。3月28日克强公获悉：最近调来广州的巡防营的十名军官中，有八人是革命的同情者，一人保持中立，仅一人反对革命。这个情报使他认为革命成功仍有可能。乃决定于29日下午5时许举行起义。当时的形势恰似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由于情况的变化，原订十路进攻的计划改为四路：克强公自领一路进攻总督署；另一路进攻广州小北门，让已站到革命方面来的新军进城；第三路守大南门；第四路袭取巡警教练所，里应外合以便该所二百名学生投入起义行列。可是事与愿违，革命队伍里出了奸细。储存的弹药未能全部取出，致使一路人马有枪无弹，未敢发动。另两路的指挥者也临阵畏惧，没有发动。唯有先父率领的一百数十名敢死队，按照原订计划，直扑总督衙门。经过短暂的战斗后攻入。衙门内空无一人，总督张鸣歧已不知去向。再返出衙门恰遇敌人的大队人马，发生了激烈的巷战。众寡悬殊，革命党人多有牺牲。克强公也伤右手而断两指。但仍奋勇杀敌，且战且走，直到最后剩下他一个人，才避入一店，换了衣服，逃出城外。
参加这次起义的壮士，多抱有“不计成败利钝”必死之决心。写有绝命书的人很多。先父在给同志的信中说：“事冗无暇通候，罪过罪过！本日驰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书此以当绝笔。”林觉民烈士在起义的前三天夜里给他妻子写了一封信，信里充满了牺牲自己，为全国同胞争取自由幸福的革命精神。信中说：“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
这种感人的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是中华儿女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这些革命志士前仆后继，视死如归为之奋斗的革命理想，就是经过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也还没有实现。历史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28年的艰苦奋斗，才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