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后留华日本孤儿谈起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从战后留华日本孤儿谈起
　　赵安博
在中国长大的日本青年，为寻找亲属，在日本逗留十多天后，已经返回中国。经中国政府关怀和日本政府精心安排，据说47名战后留华孤儿中已有24人同阔别三十多年的亲人重逢。消息传来，中国朋友们感到分外喜悦，特向这些年轻人表示祝贺。
回想三十五、六年前，由于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加上苏联和各国人民的支援，日本侵略者终于无条件投降。1946年4月，我随部队从延安到达东北，在齐齐哈尔繁华的市区工作。我感到奇怪的是，街上日本人特别多，大多数人无所事事，少数人做些小买卖。好些妇女、儿童贫病交加，处境十分困难，都是靠民主政府救济度日。在这个关键时刻，向她们伸出援助之手的是那些长期受帝国主义压迫、生活并不宽裕的中国平民。他们经过二、三十年，把这些日本孩子哺养成人，有的还让他们接受高等教育，使他们找到职业，成家立业。日本孩子的中国养父养母的恩情不是用语言可以表达的。后来，不少人要求去日本寻找亲人，中国政府尽自己的力量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心愿。这件事也足以说明，新中国人民对于其他民族是友好相处，深有情谊的。
回顾解放战争初期，我们党和政府面临的任务是艰巨的。即使如此，我党自进入东北之日起，根据东北地区的特点，一开始就关心和重视团结日本的技术人员、专家和知识分子的工作，安置好日本侨民的生活。解放区的工矿企业、文教、卫生、后勤部门也广泛吸收日本人参加工作，给予同中国人一样的生活待遇。这些日本人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不少人立功受奖，得到表扬。在这里也不应该忘记在抗日战争年代参加我八路军、新四军的一大批日本朋友所作出的贡献。
到了1946年9月，经过我党的努力，有可能遣送日本人回国了。在9、10两个月，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等地就遣送了将近20万日本人回国。我记得齐齐哈尔市和其他城市欢送日本人回国是很隆重的。由省、市负责人致欢送词，并且派工人、学生照料他们上火车。由于时间紧迫，还有一部分处在边缘地区的日本人来不及向大城市集中，仍然留在解放区。1949年7月，我们又遣送二千多日本人经大连回国。
1948年秋冬，辽沈战役结束，沈阳解放了。东北的形势已定，人民的生活有了改善，日本侨民的生活也安定了。沈阳、哈尔滨、齐齐哈尔等许多城市成立了日本人的组织，如消费合作社、诊疗所。有的地方也举办了日本人小学。重要节日，日侨还举行文艺联欢会、游园会。政府支持下的“民主新闻社”还出版了日文报纸、杂志和书刊。中国的党、政府和人民对于日本朋友的友好感情是始终一贯的。
这里，我想引用已故高崎达之助先生的几段文章，作为本文的结束。
1946年4月，高崎先生在长春第一次同我们的战士和干部接触，时间顶多一个月光景，可是他对我党、我军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
他在1953年出版的《满洲的完结》一书中指出：
“中共军队进城，街道的面貌发生了变化。街上的军队分不出是军官和士兵。他们很年轻，穿的是粗布军装，胶皮鞋……纪律严明。他们的住处很分散，每天早晨练习唱革命歌……
这期间有个士兵说要一支自来水笔，给了他，他就老老实实地付了款。我想这个军队同其他军队大不相同”。
“5月14日，我同王新三一起到吉林去看房子，准备成立东北工业调查所。本来从长春到吉林只需两小时，可是那天坐在黑洞洞的货车车厢里，足足花了10个小时，才到吉林车站。已经是深夜，周围是漆黑的。
走进一间破旧的房子，是王新三的住所。楼上住的是他的夫人，我就住在楼下的客厅里。
“可是快到睡觉的时候，电灯早已熄灭，铺在地板上的草席已经被挖去，看样子根本不会有被子，不由人生起气来。我对一个士兵说了几句怪话。于是不久士兵给我拿来一条毛毯。看来毫无办法，只有用这条毛毯，熬过寒冷的夜晚。
第二天早晨，招呼我上楼去吃早饭。到了楼上，那是一间餐厅。我同王家一起吃早饭，有稀饭、有肉，还有油炸的早点，很好吃。这时候，王新三对我说：‘昨晚受冻了吧！说老实话，家里只有一条毛毯’在谈话中我才知道这条毛毯是他夫人盖的，怕我冷才借给我使用。大家都在患难之中，他却把毛毯让给我这个老年人。我知道之后，十分感动，心想这个姓王的了不起，中共的干部真正了不起。”
大家知道，高崎先生后来在政治方面以及经济方面多次同我国进行友好合作。新中国成立后，他来我国访问时，经常喜欢谈论四十年代同我方相处的这一段因缘。正当中日双方有心人对于在战后留华孤儿寻找日本亲人表示关注的时候，我回忆起三十多年前历历往事。我相信，让更多的中日朋友知道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中国人民向日本人民所表达的深厚情谊，对于进一步加强和发展中日友好，是有深远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