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理工农医结合——复旦大学副校长、著名生物学家谈家桢教授谈教育调整问题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实行理工农医结合
　　——复旦大学副校长、著名生物学家谈家桢教授谈教育调整问题
最近，我两次访问谈家桢教授，请他谈谈对教育调整的意见。
谈家桢教授开门见山地说：“经济有调整的问题，教育、科技也有调整的问题。教育、科技要为经济服务。长期来，由于农轻重比例失调，再加上搬用外国的一套，使教育也出现了许多不合理的现象。比如，在院系调整中，把原来文、理、法、工、农、医、师范结合的综合性大学拆散了，变成了单科性大学；而现在的所谓综合性大学实际上是文理学院。结果，在单科性院校里，大大削弱了基础学科的训练。教育又一直是重理轻文，重工轻农。‘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就是反映了这个倾向。对这个问题，有些人直到现在还不大清醒。”
谈家桢教授讲到这里，心情有点激动，刚坐下又站起来，继续说：“最近，我在做一件事，就是大声疾呼‘理工农医结合’。现在不断听到说某个大学搞理工结合，某个工科大学办理科专业，就是看不到搞理医结合和理农结合。大家知道，农业是基础，农业上去了，农村富了，整个国家才能真正富起来。农业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把农业科学研究和农业教育、农村文化教育放在科技现代化的前列来抓。医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八亿农民的健康问题。我们的医学院从大学里独立出来以后，水平降低了。一些发达国家的医学院是大学毕业生才能报考的，我们的医学院只学一年多一点的文理基础课，怎么赶超先进水平？所以，不能只搞理工结合，还要搞理工农医结合。”
谈家桢关心的问题，记者在上海也有所闻。近几年，上海一些工科大学开始重视理工结合的问题，为提高学生基础理论，办了不少理科专业，但是，由于缺少统一考虑，免不了重复设置。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已办了二十多个理科专业，个别专业的在校学生已有几千人。而在理农、理医结合方面还没有做什么工作。
谈家桢说：“文理也是相互渗透的。现在重理轻文这种倾向已开始被人们所认识，正在注意纠正；但是忽视农、医的倾向，还没有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其实，理工农医是不可机械地割裂开来的。农学研究的对象是动植物和微生物，医学研究的对象是人，是高等动物，植物和动物都是生物。生物学的基础又是数、理、化。马列主义认为，物质的运动有低级形式和高级形式，物理运动和化学运动是低级的形式，有生命物质的运动是高级的运动；高级运动形式的规律是以低级运动规律为基础的，但还有它特有的运动规律。现代生物学的发展，如果没有现代物理学、现代化学为基础的话，是不可能的。”
谈到这里，谈家桢教授把从《美国科学院院士名录》一书摘录的一份材料交给记者，上面写着：美国科学院1980年所属各学科院士的比例数，其中生物学科（包括医科、农科和心理学）占的比例最大，达45％。其它各科比例都相对的小，如数学5％，物理学14％，应用物理和数学6％，化学12％，地质学3％，社会、政治经济学5％，天文学4％，工程学6％。谈家桢一边翻着书一边说：“我提出理工农医结合的道理就在这里，它不仅适合我国经济调整的需要，也符合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科学技术发达的国家对生物科学的研究是很重视的。”
话题转到发展我国农业科学技术问题上。谈家桢教授说：“解放后把农学院独立出来，基础理论削弱了；有一段时间，农学院学的又是李森科的一套伪科学，再加上我们长期不重视农业教育，‘文化大革命’中又把农学院统统赶到偏僻的农村，弄得数、理、化、生物、外文等基础课都无人教，这样，怎么能培养出高水平的农业科技人才呢？现在，我们农业科技人员很少。在高等学校学生和选送出国的留学生中，学农的所占比例都很小。这反映了重工轻农的倾向并没有根本改变。如果还是一个劲地只搞理工结合，不搞理工农医结合，农业现代化怎么实现？我们还想不想吃饭？”
谈家桢是我国遗传学的带头人。近两年多来，他指导自己的助手和研究生，分别从微生物分子遗传、人体和医学遗传、植物和进化遗传三个方面进行探索，争取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对农业、医学和四化建设作出贡献。 本报记者 肖关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