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做振兴民族的中坚——访参加四五运动的一些同志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争做振兴民族的中坚
　　——访参加四五运动的一些同志
四五运动已经五周年了。
1976年4月5日前后，党和国家处于危亡之际，在广袤的祖国大地，在英雄的天安门广场，千千万万的人民挽手挺胸，激昂慷慨，同声讨伐“四人帮”。残酷的镇压虽然给“四人帮”带来短暂的喘息，但人民的血泪，人民的心声，唤醒了中华，振奋了党魂，为我党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五年过去了。满目疮痍的祖国恢复了活力，复苏了生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正在不断发展，经济建设开始走上稳定发展的道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已经得到应有的惩处。人们在前进中日益感到四五运动的深远影响。令人高兴的是，天安门前冲锋陷阵的许多同志，勇气不减当年，继承和发扬四五运动的爱国主义精神，为振兴民族、促进四化而努力工作。
心里想着祖国
丙辰清明的斗争，许多同志面对着“四人帮”的淫威，冒着被审查、逮捕、关押的风险，在天安门广场上朗诵革命诗词，发表正义演说，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时，有谁想到要从中捞到什么好处，猎取什么荣誉？没有。十年浩劫几乎给每家每户都带来这样那样的不幸，在那花山、诗海、人潮的日子里，有谁去倾诉个人的痛苦？没有。当一个一个的同志被押上了警车、戴上镣铐，被审查、批斗时，又有谁怨恨或背叛自己的祖国？没有。他们首先想到的是祖国的命运。正是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励着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甚至少年儿童急流勇进。
今年的四月五日，当一队队少年儿童、青年学生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宣誓，决心继承和发扬四五运动的革命精神时，人们自然想到当年参加四五运动的同志们，他们现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
许多同志把精力集中于学习上。他们懂得，缺乏文化知识搞不好四化建设。现在，很多同志成了大学生、研究生。《告别》一诗的作者景晓东，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清明节呐喊》一诗的作者邓永思，考入北师大哲学系；写《斥“清明是四旧”》诗的杨卫东，考入人大党史系；到小楼谈判的五名代表之一赵世坚，考入北京师院中文系；天安门广场上第一张悼词的作者曹志杰，考进北大法律系研究生班；出没在广场上录音的任世民，现在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特艺系的研究生……。朝阳区无线电一厂技术员周忠铉，在狱中就考虑着图纸的设计，出狱后抓紧整理资料，去年到美国底特律大学深造。他对亲人说：“美国生产力很发达，但再好也是人家的，我要学好本领回来建设自己的国家。”老周发愤读书，并以满分的成绩取得考博士学位的资格。
不少同志并没有什么惊人之举，但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埋头苦干。中国科学院109厂的常存玉、宋胜军、范晓峰，曾因书写“红心已结胜利果”等四块诗牌遭到迫害，现在都已成为党的政治工作干部。他们注意摸索新时期思想工作的特点，有针对性的做工作，以保证科研任务的完成。北京航空食品公司工人傅燕君，五年前只有14岁，因对不让人们去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想不通，天真地写信质问，结果被拘留。现在他已经19岁了，工作是生产食品，为路过北京的14个国家航班的乘客服务。小傅认为这项工作关系到国家的声誉，他钻研业务，为把食品做得色、香、味、型俱佳而努力。民航的傅乃严，在狱中受折磨，身体虚弱，领导照顾他做收发工作。他说：“我最大的乐趣是能及时把信件发出去，把书信报刊送到大家手中。”曙光电机厂的张维光，因组织职工到天安门广场献花圈被捕。现在，他的工作是管理待业青年。他到处奔波，千方百计地把青年组织在劳动、学习之中。
人的力量有大小，可贵的是对祖国的一片赤诚之心。水电部工程二局安装公司工人贾洪霆，父亲是特赦人员。小贾被批斗时，给戴上坚持反动立场的帽子。出狱后，小贾没有背上家庭的包袱，主动向有关部门提供线索，希望利用他父亲的关系，为台湾归回祖国尽一份力量。
正是这种对祖国的热爱，对未来的期望，大大激发着青年同志们奋发向上。大胆探索 奋发进击
中国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前进的道路上充满了科学与愚昧、改革与保守、前进与倒退的斗争。参加四五运动的许多同志，站在斗争的第一线，为光明的中国大胆探索，奋发进击。
人们看到，当“四人帮”的流毒、左倾路线的影响在一段时间继续时，受迫害的同志有的虽然还没完全昭雪，有的还在狱中，但他们用各种方式强烈要求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出来工作，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了反，确定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以后，他们心情舒畅，精神焕发，在各条战线上，开始了新的探索，做出了可喜的成绩。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严家其，是一位年青的理论工作者。不仅当年参加了激烈的斗争，粉碎“四人帮”后，又为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做了不少工作。他把理论研究与社会实际结合起来，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在1979年初，他就大胆地提出了废除终身制的问题，引起人们的注意。
北京电影乐团的王立平，曾经参加为纪录片《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扬眉剑出鞘》作曲，曲调悲壮感人。他目睹十年浩劫后乐坛枯萎的惨状，决心在艺术上进行新的尝试。他认为，要给带着伤痕的人们以甘泉，使他们感到温暖；要给他们以力量，使他们充满信心。为此，他向抒情歌曲进发，大胆使用电吉他、电子琴配乐，终于创作了受人喜爱的乐曲《潜海姑娘》、歌曲《太阳岛上》、《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等。
翻开四五运动的照片，都是当年许多年青的同志冒着危险抢拍下来的。这些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编辑出版了《人民的悼念》大型画册。象王志平、罗小韵、吴鹏、王苗等，现在都成了专业的摄影工作者，并在摄影艺术上开始了探索。他们之中有个李晓斌，相机不离身，走街串巷随时抓拍。他的照片注意从生活的真实和情趣，反映人物的内心世界。
历史的灾难要用历史的进步来补偿。探索，就要以促进历史的进步为目标。然而，也有个别参加四五运动的青年却在探索的道路上走偏了方向，甚至误入歧途。如何对待这些青年呢？北大法律系研究生曹志杰分析说：“当年是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感情，把参加四五运动的同志紧紧连在一起，但参加的人员在经历、文化、觉悟等方面毕竟各不相同。在革命的洪峰过去之后，会出现分化。其中有的青年人，因马列主义基本知识太差，没有新旧社会对比的体会，加上看问题偏激，出现错误观点是不可避免的。关键要教育引导。”小曹也是这样做的。有个同学发表了错误的观点之后，曹志杰并不因这个同学也是天安门事件的受害者去袒护他，而是找他谈心，说服帮助。当有的同学发表了“言论自由不受任何限制”的观点后，小曹同其他的同学从法律的角度指出：“任何国家、任何政府从来都不允许没有限制的言论自由。如泄露国家机密，诬陷他人，都是要根据情节进行处理的。”小曹的分析和做法，得到很多同志的支持。
群众、领导和个人之间
记者了解到，现在有的同志不大愿意接近那些“四五战士”，认为这是“裤兜抹黄油，不是尿也是屎”，怕接近多了出什么问题。这是一种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负责人张黎群说：“参加四五运动的同志在国家危难之时挺身而出，是难能可贵的。他们是国家的财富，是贯彻和执行党的三中全会路线的骨干，要认真培养，大胆使用。”事实是这样，凡是领导重视的，这些同志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七机部502所技术员王学彦，因写诗被捕。出狱时，所里开大会欢迎他的归来。各级领导都很重视他，支持他参加编辑天安门诗抄的出版工作，推举他当选全国青联委员，培养他入了党。小王没有辜负党的期望，三中全会后他专心搞科研。他承担了一项重大科研项目的研制复算工作，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翻阅资料，用三种方法验证，最后以充分的科学根据指出原设计的错误，提出自己的方案，得到大家的肯定。
北京市劳改局的老郑同志，曾经被当作天安门事件的一个小后台而关押。粉碎“四人帮”后一年多，在他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时，一位高级领导干部得知老郑同志的情况（老郑在文革中还批判过他），认为这样的同志应该受到信任。他以德才兼备取人，打破了论资排辈的框框，和劳改局的组织研究，将老郑调出来，参加了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重要工作。这位老同志还从生活上关心老郑。听说老郑的孩子得脑瘤后，亲自请医生为孩子医治。有这样的领导，老郑怎能不好好为党工作呢？他不仅夜以继日参加对张春桥的审讯，而且还为不少普通群众的政策落实问题奔走。
当荣誉、地位摆在“四五战士”的面前时，他们又是如何对待呢？
老郑同志说：“四五运动是一场群众性的运动，我只不过是个小兵，老提我，我都感到脸红。”
王学彦同志说：“我们不是救世主。如果把过去被‘四人帮’迫害、坐牢当作骄傲自满、狂妄自大的资本，就不能正确对待自己。”
贺延光当了团中央委员，还出国访问过，现在共青团北京市委当一名普通工作人员。他没有背上荣誉的包袱，而是整天背着照相机采访、拍摄，静悄悄地投身于四化的洪流之中。
放眼全国，那些当年在四五运动中冲锋陷阵，今天在四化建设中兢兢业业、勇于创新的同志布满各个角落。在这篇文章里，我们不可能全部提到。
这里，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指出，有少数因参加四五运动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至今仍得不到公平的待遇，处境也不大好。希望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中国是历史的必然。今天纪念四五运动五周年的时候，我们热切期望那些同林彪、“四人帮”作过斗争的同志，期望青年同志，切莫忘记五四运动的经验教训，切莫忘记四五运动给我们中华民族带来的光彩，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作出新的贡献！
本报记者 王永安 于国厚 张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