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王若飞同志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革命回忆录

　　回忆王若飞同志
　　萧三
王若飞同志幼时即聪慧过人，因家贫，从小由舅父黄齐生先生抚养、教育——从此黄老先生陪伴若飞同志，直到同死。若飞在贵阳达德中学读书时，品学兼优，为同学所敬佩，为师长所嘉许。毕业后，留贵阳做过书店职员、小学教员等。民国初年，曾为讨袁多方奔走。业余勤奋自学，考取了留日公费生，肄业于日本明治大学。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
我们初次见面是在1920年秋。那时若飞同志一时在蒙达日公学补习法文，一时又在一家橡胶鞋厂作工。他性格开朗，热情诚恳，很能团结人，我们很快就熟了。
1922年秋冬时节，我们同住、同吃，共同在一个工厂作工，晚上一起油印刊物《少年》，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革命思想。
在巴黎十三区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瓦大街17号，一个不显眼的小旅馆，住着我们几个青年。早上，因为房东禁止在住室做饭，所以王若飞、陈乔年和我等人，只得燃煤油炉，煮点挂面，再放上两三片法国酱油干，味美极了。
饭后，我们就到附近的一个云母石厂去作工。车间里很多女工，大家坐在一排凳子上，工头拿来一篓云母片分给我们。然后我们用机器在云母片上打眼。打过眼的云母片，穿成一串，垫在汽车或什么机器上，可以隔电……那时我们对自己生产的产品仅有这么点粗浅的知识，管他有什么用呢？反正每天九小时劳动，能得九个法郎的低工资就够生活了。我们上午工作四个半小时，中间休息半小时，吃饭、喝水。就近的法国女工中午多半回家。我们这些人就只好在附近的小饭店、酒馆“打尖”。无非是一节面包和两杯红葡萄酒（这是若飞同志和我的习惯），别人只喝一杯，或喝啤酒。有时还能吃到几块干炸鱼。填了肚子以后，便又开始了下午的紧张劳动。工作颇为劳累，但若飞同志是个十分乐观的人，他的潇洒的风度，豪放的笑谈，常常感染着我们。
1923年春，王若飞、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等同志来到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此时我已先期到达，在同一班上课。我们经常一起参加学习、讨论。若飞同志听课时十分认真，笔记记得也很仔细、很快。老师讲的话，他基本都能记下。若飞同志刻苦攻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悉心研究中国革命问题，他钻研得深，力求融会贯通。我们同学一年半的时间，他那对共产主义事业坚定不移，对国家民族忠心不二以及分析事理之细，记忆之清，对人热情诚恳等优秀品质使我终生难忘。
1924年夏，我回国到湖南工作。“五卅”运动以后，又由党中央调到北京。过郑州时，我特地下车去看若飞同志。他那时是中共豫陕区委书记，我第一次见到了他的夫人李培之同志。他俩热情地招待我吃饭，我们谈了些情况就又匆匆分别了。
1926年，在上海时，若飞同志是中共中央秘书长。是年秋末，我也在上海搞团中央的组织工作兼代理书记。（张太雷同志去了广州，任弼时同志到莫斯科向青年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我们常在一起开会，准备上海工人暴动。每次开会照例是若飞同志记录。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工作，若飞同志都亲自参加了。第三次起义成功后，他分管南市区。这段时间，事无大小，他都要管，有时彻夜不眠。
1927年3月底，党、团中央从上海迁武汉。若飞同志仍任党中央秘书长，五大时，被选为中央委员。“四·一二”蒋介石叛变，白色恐怖猖獗。但若飞同志毫不畏惧，仍然坚持斗争。“八·七”会议时，若飞同志毅然脱离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站到正确路线一边来，这在当时的他——和陈独秀有过密切关系的人，是很不容易的。
1928年党的六大在莫斯科举行，若飞同志参加了会议。会后，他作为中共代表团的一员留驻莫斯科，同时在“列宁学校”学习；董老、李培之等同志亦在。
一次我和若飞同志谈到国内上海东方饭店被捕多人的事，他含着满腔的愤怒，沉默良久。我们都怀疑是叛徒告密。当时我已参加了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组织，就写了文章，宣传被捕的五位作家，痛斥蒋介石反动派的无耻罪行。这些都得到董老和若飞同志的积极赞助。
若飞同志从苏联回国以后，党派他到绥远一带工作。不幸被捕，住狱五年之久，在狱中他写下了“死里逃生唯斗争，铁窗难锁钢铁心”的铿锵有力的诗句。由于多年的单人关押，出狱后，他竟不大会说话了。记得他曾把“表壳”叫成“锅盖”。反动派是多么惨无人道啊！然而曾几何时，当若飞同志陪同毛主席到重庆谈判，在会上他那慷慨激昂的话语，滔滔雄辩的论证，却使得一切反动派丧胆。
1939年4月底，我从苏联回到延安。下了大车，已经是下午五点钟的样子，正碰到组织部大礼堂散会，大批人涌出来。我又见到若飞同志，我们热烈拥抱。第二天，若飞同志打来电话，邀我去喝茶。那时若飞同志任军委职，住桃林（又叫王家坪），新立一座茶馆开张。我由沙可夫陪同，过河到王家坪，我们坐下不久，骤起大风，花瓣落在茶杯内。若飞同志莞尔而笑，随即发出“收兵”的号令，我们就来到他住所，一间作客厅的窑洞。中午吃饭后，我同王若飞、李培之聊了很久。
延安整风时，若飞同志是中央机关人员学习组长。一次他要我讲毛主席的生平。我连续讲了两次，洛甫、蔡畅、李富春等同志都来听。
日本投降以后，党中央、毛主席让若飞同志参加国共和谈。我记得他穿着延安自己织造的呢子衣服，倜傥风流，真象个外交官的样子。毛主席看了笑说：“这真是咱们延安边区的代表啊！从他的衣服就可以看出。”毛主席由美国驻华大使陪同去重庆谈判，周恩来、王若飞等同志同行。
和谈期间，若飞同志往来斡旋、折冲十分得力，富有外交家的天才，是周恩来同志的得力助手。由于反动顽固派的阻挠，会议进行不顺利，若飞同志回延安向毛主席请示，不幸1946年4月8日在山西兴县黑茶山，与叶挺、博古、邓发等同志及黄齐生先生、叶挺同志的亲属等同机遇难。若飞同志当时年50岁。
若飞同志一生经历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等三次大革命。先后作过工运、农运，搞过军事、统战和党的组织、宣传等工作，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是我党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几十年里，于危难之中，他奔走呼号，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求人民的自由民主，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写到这里，我不由想起若飞同志生前喜爱的于谦的焚石灰诗的诗句“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顾，只留青白在人间。”若飞同志留给我们的，却不只是青白，他留下的是为中华民族毕生奋斗所建立的丰功伟绩，是万世楷模。
（本文由刘和忠协助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