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土教授”——关君蔚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献身四化的人

　　“泥土教授”——关君蔚
不少年岁大一点的北京人都还记得，1950年的秋天，暴雨之后的门头沟区清水河流域曾发生过泥石流。洪水卷着土沙石块奔腾而下，土地被冲毁，村庄消失了，刚刚开始新生活的人们，脸上又挂满了愁容。
党和政府派出了救灾工作组。受灾最重的田寺村来了一位穿着朴素，说话带笑的中年人。他放下背着的小米、行李，就上山去了。连着十多天，他起早贪黑，废寝忘餐地工作。后来，就是这个人，为田寺村提出了一个重建家园的规划——合理利用土地，划分农林牧区，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因地制宜，因害设防的全面规划。他，就是关君蔚教授。这位教授当年为田寺村人民描绘的“山上青松，山坡果树，河滩垒坝造田”的美好蓝图，如今已成为现实，泥石流也被制服了。
治理田寺村的泥石流，是关君蔚把自己的学识用于实践的第一次尝试。而后，他年年都到田寺村考察，直至1979年，他以自己的丰富实践和经验积累，向全国科学大会提出了《“石洪”的运动规律及其防治途径的研究》的论文，受到了奖励。
年过花甲的关君蔚教授，从事林业和水土保持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已经四十年了。他自己认为，他所走过的路平淡无奇，也无大的建树。他常常自谦地说，他是株“小老头树”，没有成材，“优生树种”还是青年。但是，熟悉他的人都说：“他为人民作了许多好事”，“他长期生活在群众中，如鱼得水。”
早在1936年关君蔚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林业实科留学的时候，就有一个愿望：古人说“治黄河者治天下”，我学林业，就要为治理黄河而尽瘁。那时，他经常跑到野外去爬山，锻炼身体，准备回国后遍访贫穷的西北黄土高原。新中国成立了，他的这个宿愿也实现了。当黄河中游水土保持工作列入国家建设的重要议事日程之后，在关君蔚的创议下，他任教的北京林学院首先成立了水土保持专业，至今这个专业还是全国唯一的。此后，他和他的同伴、学生，始终把这个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的重点放在西北地区。他们曾几次从西安出发，北上榆林，走盐池，越六盘山，遍访西（吉）、海（原）、固（原）；跨贺兰山，到巴丹吉林沙漠阿拉善旗；沿丝绸之路访河西，屡上祁连，三住民勤；再经三门峡，走潼关，经咸阳，巡视渭北旱原。就是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仍然坚持在甘肃定西、天水、平凉地区，吃着玉米面加苦菜蒸的酸馍，参加生产实践，总结经验。在我国，第一次提出“水土保持林体系”的思想并获得科研成果，第一本《水土保持学》的编写者，就是关君蔚和他的同伴。他们在《我国防护林的林种和体系》的著作中，强调写道：“曾经哺育过中华民族的摇篮——西北黄土高原，到解放前夕已成为荒山秃岭、千沟万壑、干旱风沙、冰雹霜冻、水土流失十分严重的荒凉地区”，“我们的祖先早就从沉痛的教训中总结了经验，世代相传，流传到今天的还有：‘开十个坡坡，不如掏一个窝窝’，‘十年修地，一年冲光’，‘山上开荒，山下遭殃’，‘开了和顺山，冲了米粮川’，
‘开山到顶，人穷绝种’等等。”他们呼吁：要在西北地区建设起农田防护林体系，改变“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局面。这些思想，已经成为我国提出和建设“绿色万里长城”——“三北”防护林体系的科学理论基础。
关君蔚教授总结自己走过的路，认为有两个强“引力”始终吸引着他：一个是变化无穷的大自然，一个是群众的实践及其积累的经验。这两个强“引力”诱使他孜孜以求，不断地把新的认识和设想，一次又一次地拿到生产实践中去验证，去总结提高。他对“泥石流”的研究，是三十年实地考察、资料积累的结果。这里面有他在田寺村花费的心血，也有他在北京西郊妙峰山腰的木板屋里度过的年华，还有他在云南滇西、滇东小江流域、西双版纳，河北冀东、张家口、承德、太行山区，晋西北山区，辽西山区等地亲自体察的辛苦。而黄河的泥土，西北高原和大漠里的风沙，正是哺育他在教学和科学研究上获得成功的乳汁和甘泉。
人到晚年，常常加倍珍惜时间。近两年多来，关君蔚放弃节假日，深入既是干旱黄土地区又是地震和苦水地区的宁夏西吉县，帮助建设水土流失综合试验站；参加皖西自然资源和淠、史、杭灌区——我国最大灌区的多学科的综合考察等活动；心里总是在想：自己的时间不多了，能做的工作要抓紧和努力去做。他在深入实际中看到，我国林业面临着一个“薪炭林危机”，广大农村烧柴短缺，秸秆不能还田，不仅造成对土地掠夺式的经营，而且也难以杜绝对森林资源的乱砍滥伐和荒漠的扩大。加速营造薪炭林，既是林业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一项迫在眉睫的实际工作。他已经决定，暂缓其他方面的课题研究，和同志们一起把这件事情抓好，争取尽快取得成果。
“一个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在科学道路上的追求和探索，往往是漫长而艰苦的。没有强大的‘引力’，就难以走过这个漫长而艰苦的路程。三十年来，如果说我为人民多少还做了一点工作的话，主要是通过参加实际工作，和广大群众在一起，对大自然和人类的生产实践经验反复进行了探求和总结。我是搞林业和水土保持的，时时刻刻离不开泥土，离不开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愿意当一名‘泥土教授’。”这就是关君蔚教授向我们说的心里话。
本报记者　欧庆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