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近年生活琐记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茅盾近年生活琐记
　　鲍文清
1979年秋天，我第一次访问了茅盾同志。茅公的浙江口音很重，但并不难懂。
当时，社会上对文学作品应不应该揭露生活中的黑暗面，即所谓“暴露文学”、“伤痕文学”，争论很多，茅公对这个问题也很关心。他说：“这些都是描写‘四人帮’统治时期的封建法西斯暴行的，我觉得应该写。但是写这些东西的目的，应该是让人记住这个教训，以便将来不再发生那样的事情，给人以新的希望。”“出现争论是好事。就作品百家争鸣一番，对作者本人有好处，不能说一篇作品出来，没有一点毛病，不能批评，一批评就是不民主，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的。”
谈到文艺创作时，他重申自己一贯主张，即作家必须重视马列主义以及科学知识、古今中外历史、文学的学习。他说：否则，即使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也难以保证一定能在纷纭复杂的现象中真正发现问题，分析问题，透过现象看清本质。他还分析了现实生活的两个方面，即深度和广度。他认为，作家一方面应当深入研究所要表现的具体事物，另一方面又要站得高，鸟瞰全局。很难想象一个埋头在一角（例如工厂的一个车间或农村的一个生产队），对于这一角以外的生活全然不知的人怎样进行写作……有些青年作者在创作上遭到挫折，往往归之于没有熟练的写作技巧，其实根本原因是他们还没有把生活的深度与广度结合起来，还不了解这两者的辩证关系。茅公深有所思地说：“我觉得当作家是很困难的，他是灵魂工程师。”沉默片刻之后，他诚恳地说：“但是，现在有的人感觉当作家很容易，那他看错了！”
接着他谈到作家的知识问题。他说：有些作者在文化修养方面要补课。他始终认为，一个优秀的作家不能不具备外国文学和古典文学的丰富知识，这有一个借鉴和继承的问题。他说：“鲁迅比我大多啦，郭沫若比我大五岁，其他同我差不多的象夏衍等这一些作家，当然知识范围比现在二三十岁的人多一些。”他又笑着追加了一句：“所以我说在这方面他们要补课！”他表示深信：事物总是向前发展的，现在在众多的文学青年中，“至少有一部分人可以写出比我们那个时代更好的作品。相信他们中间一定会出现鲁迅、郭沫若式的文学家！”
茅公近几年的主要工作是为《新文学史料》写回忆录。这本回忆录，计划写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有一次，我去看他，听他说：“这段历史，我必须把它写出来。老人们可能并不陌生，但是，我们终归是要死的，如果不抓紧写出来，年青人就看不到了。1949年以后的事，不一定写了，不写，年青人也会知道。”茅公的这些话，听来好象是随便说说的，其实这里面蕴藏着很深的含意。他每天不停地写这些回忆录，用他的话说就是“为了对那个时代的人生问题和思想问题，提出解答，使后来的年青人得以借鉴。”
“写这些回忆录比写小说更困难。”茅公说。
“过去的许多东西都模糊了，记不清了，要翻箱倒柜找许多东西看。许多资料散失在各地，有时不得不到街上去买或到上海去借。”
尽管如此困难，茅公还是决心把这件事情做到底，按照长年形成的习惯，茅公写作都要亲自动手，从不要别人代劳。他的视力极差，靠着不同型号的放大镜来辨认那些发黄的书页。精力不支了，就躺在床上构思。他构思的时间很长，不想好，不肯轻易动笔。他已经不能象早年那样，伏案一直不停地写下去，常常是写上十几分钟或半个小时，就要躺在床上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再起来写。有时，卧病在床，工作也不能中断，吃点药，觉得稍好些了，就立刻下床继续写下去。去年年底，我去看望他，他满有把握地告诉我：“回忆录已经写到1933年了，看来在我有生之年，这个任务可以完成了。”
除了写回忆录，茅公对社会上来自各方的约稿、题字、写序、采访以及登门求教等等请求，除非精力不支，他总是尽可能应允。
新中国建立以后，茅公再没有写过小说，他把自己的全副精力用在奖掖后进，培养文学新人的事业上了。一次我同他谈起这个话题，他谦逊地说：“我自己不敢写啦！解放后，新天地，而这个新天地我是不熟的了。”
事实上茅公是另有自己的打算。早在解放前，他就十分重视文艺新苗。他主办的各种文学刊物，总是给新人提供篇幅，他和文艺青年一直保持着广泛的联系。几十万字的原稿送到他的手上，他总是仔细地阅读，提出意见，或介绍出版，或写文章推荐。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繁重的国务工作和文艺领导工作，再要象从前那样写长篇巨著当然是不可能了，于是他就下决心为培养文学新人出一把力。他的一系列评论集，如《鼓吹集》、《夜读偶记》、《读书杂记》、《论短篇小说的创作》等等，就是为此而写的。
在茅公家里，我还看到他给一大批青年作者复信的底稿。这些信，大都是茅公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在繁忙的公务中抽暇写成的。这些信中，凝聚着他对文学青年的深情和期望。在这个期间，经他过目或校阅的稿件达1，000万字，他写的评论文章有50万字以上。如今，当年受到茅公指教的青年作者，许多都已经成了中年作家。
茅公的刚强、正直的性格，是很多人都知道的。茅公自己，尽管由于周总理的保护，没有遭受抄家流放之苦，但是也受到了种种的威胁和恫吓。他的书被全部打入冷宫，《林家铺子》被当成大毒草公开批判。有些所谓外调者经常闯进来指着茅公的鼻子，拍桌子，瞪眼睛逼他写材料，证明某某是叛徒，某某是特务，这些都被茅公严词拒绝。
有这样一件事：茅公唯一的女儿是在延安死于一次医疗事故的。当时那位动手术的医生，现在已经是北京一家医院的院长。一些人为了打倒他，就来找茅公，要茅公证明，他的女儿是被这位医生害死的。茅公听了，严正地回答他们：“不会的，不会有这样的事，据我所知，是因为手术时消毒不干净，受到感染而死的。”
一次，我向他提起在“四人帮”最猖獗的1975年，支持姚雪垠写作《李自成》的事，茅公淡然一笑说：“我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事情作，视力也比现在好，所以陆续看了姚雪垠寄来的原稿，并随时写了回信，把我的读后感告诉他。他那时的处境很艰难，受到围攻，写信给我说，他想给毛主席写信求得他老人家的支持。我同意他的想法，我说问题在于你的信一定要保证交到毛主席手里。后来姚雪垠把给毛主席的信寄给他的一个朋友，这个朋友设法把信转到了当时站出来工作的邓小平同志。经过小平同志转呈主席，姚雪垠的创作计划才得到了毛主席的有力支持。”茅公说这番话的时候，好象很轻松，事实上，茅公为这件事不仅冒了很大风险，而且花费了巨大的劳动。姚雪垠寄来的原稿是打印的，字迹不很清楚，茅公的视力又不好，硬是一字一句把这部上百万字的长篇读完，一封又一封地给他写信，还动手写了评论。
在原则问题上，茅公是刚强、正直的。但是在个人生活上，茅公又一向是非常随和的。他不吸烟，也不喝酒。饮食上更是随便，给他做什么，他就吃什么。按照规定，家里本来是可以配备厨师的。可是，茅公坚决反对，说：“家里人不多，我又不讲究吃，用不着摆这谱。”他晚年生活中的一日三餐，几乎顿顿是汤面，有时吃米饭也是把饭菜和汤盛在一个碗里，匆匆吃上几口。家里人劝他说：“这样吃可什么味儿也没有了！”茅公说：“没关系，这样吃省时间，一样一样吃，也是咽在肚子里。”
组织上几次安排他去外地疗养，他总是不肯去。他摊开手对劝他的人说：“你看这么一大堆资料能带走吗？不能去。”
茅公也不喜欢外出走动。他总是说：“年青时我就不爱活动，上中学时，我的体育就不行，现在，更没有时间了。”每天早起，一睁开眼，考虑的就是写回忆录。还是早年那种一丝不苟的习惯，有时在资料堆里，靠着放大镜看几万字的材料，写出来不过几千字。他的体质已弱，体重只有九十斤，但头脑仍然非常敏锐，许多往事在他的笔下都细致、生动地再现出来。对他来说，他的有生之年的每一个小时都是非常宝贵的，他要抢在时间的前面把回忆录完成，以了却对祖国、对人民的一份心愿。
1981年2月
（《人物》杂志供稿，本报有删节，全文将于《人物》杂志第三期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