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对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贡献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李达对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贡献
　　张静如 江长仁
李达同志是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很快地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笃信者，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创建中国共产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19年上半年，李达在参加留日学生救国斗争提高了认识的基础上，阅读和研究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对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以及阶级斗争理论有了一些理解，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这之后，他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马克思经济学说》等书，在国内出版；同时还在国内报刊上发表《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战前欧洲社会党运动的情况》等文章。这些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初期传播，是十分有益的。特别是在1919年6月，李达就注意到科学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不同，说明他在理论上已经下了很大的功夫。
1920年8月，李达从日本回到上海。这时，陈独秀等人正酝酿建立共产党的组织。李达积极参加了这一活动。1921年2月，他担任了上海共产党组织的代理书记职务，负责全面工作。
李达对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贡献，突出地表现在理论和思想的准备方面。
第一，主编《共产党》月刊。
《共产党》月刊是上海共产党组织出版的秘密的理论刊物，于1920年11月7日创刊，发行量达五千份。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坚持革命方向，排斥一切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它以宣传有关共产党的知识为主要任务，大量介绍了第三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材料，介绍了俄国共产党的经验和列宁的学说，并译载过列宁的一些重要著作。这些内容，正是各地共产主义者在建党中所急需的，可以使他们进一步了解共产党的性质、特点和组织机构，了解各国建党的经验。当时，《共产党》月刊在提高共产主义者的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向工人群众灌输科学社会主义。
李达很重视对工人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他积极写文章，通俗地向工人介绍马克思主义。他写的《劳工神圣颂》，不是抽象口号的赘述，而是在生动的描绘中贯串着“劳动者是万物的创造主”的思想。文章深入浅出，令人喜读易懂。另一篇题为《劳动者与社会主义》的文章，向工人讲述了有关资本家剥削工人的道理，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明确点出“劳动者非信奉社会主义，实行社会革命把资本家完全铲除不可”，并强调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的必要性。
第三，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
1920年下半年，继上海的共产党组织建立之后，各地共产党小组也先后出现。这种情况，引起了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的恐慌。为了阻止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他们发动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以梁启超、张东荪为代表的研究系分子说：中国的问题不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剥削和压迫，而是“穷”，解决的办法要靠资本主义开发实业；至于社会主义是将来的事，现时不宜宣传社会主义，不宜组织共产党。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形式的政权，认定包括无产阶级专政在内的一切国家都是社会罪恶的根源，鼓吹实行无政府主义。此外，张君劢等人盛赞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鼓吹议会道路，反对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当时的共产主义者要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把共产主义运动向前推进，就不能不同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进行斗争。于是，一场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激烈思想的和理论的论战发生了。论战的规模很大，国内许多刊物都对论战中所争论的问题发表了看法，但其主战场则在上海。
在这场斗争中，李达是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主将。他的主要贡献是：
最早奋起迎战，在斗争中起带头作用。1920年11月6日，张东荪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发动了对共产主义者的进攻。李达在当天，立即挥笔写了《张东荪现原形》一文，发表在第二天的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他既指出张东荪的文章的立论中心“无非是不讲社会主义”，又点明张东荪“滑头”、“善变”的本质，揭破了张东荪这个冒牌社会主义者的假面具。李达的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共产主义者对张东荪的进攻开始反击的标志。在李达的带动下，斗争日益深入。
打击主要论敌，在反击中起核心作用。当时，梁启超、张东荪一帮人写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很多，而其核心则是梁启超的《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梁启超是很有影响的人物，而且善于写文章。击败了他，就使张东荪等人失去灵魂。对此，李达看得很准。他在《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一文中说得明白：梁启超的文章“明明主张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而立论似多近理，评议又复周到，凡是对于社会主义无甚研究的人，看了这篇文字，就不免被其感动，望洋兴叹，裹足不前”。所以，他“认定梁任公这篇文字是最有力的论敌”，予以批驳。李达在他的长达一万三千多字的文章中，细致地分层剖析了梁启超的主张，道出其错误所在，并在此基础上比较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区别，论证了世界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指明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文章最后还概括地提出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在当时的主要任务：“一、网罗全部劳动者失业的劳动者，组织社会主义的工会，为作战之训练。二、培养管理支配生产机关的人才。三、结合共产主义信仰者，组织巩固之团体，无论受国际的或国内的恶势力的压迫，始终为支持共产主义而战。四、社会党人不与现政党妥协，不在现制度下为政治活动，要行有效的宣传为具体的准备。”李达的这篇文章，是共产主义者在反对梁启超、张东荪等人斗争中进行笔战的中坚。
划清理论界限，在战斗中起提高作用。当时李达所发表的几篇论战文章，如《马克思还原》、《社会革命底商榷》、《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无政府主义之解剖》、《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等，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非常注意理论上的分析。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什么是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它们之间的根本分歧在那里？中国的共产主义者究竟应该信仰什么，坚持什么？对这些急需回答的问题，李达力图用自己能够掌握的理论知识，作出明确的解释。在这方面，特别应该提及的有三点：其一，在《马克思还原》一文中，把“马克思所述社会革命的原理、手段、方法及其理想中的社会”概括成七条，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原理，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并点出：“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性质，是革命的，是非妥协的，是国际的，是主张劳动专政的”。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讲到国家消亡，只用了617个字。这样的概括，在当时非常需要，它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辨别真假社会主义的标准。其二，在
《无政府主义之解剖》一文中，对无政府主义之起源和派别作了细致的分析，指明“各分派的共通要素，就是否认一切政府，一切国家，一切权力。至于实现主义的手段，大都是不外于暗杀、破坏和暴动，可是也有主张用平和手段的”。李达的文章，揭示了蒲鲁东、巴枯宁以及克鲁泡特金等各派无政府主义的共同根本错误，并就要害问题作了批判，从而剥掉了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理论武装。这样系统而又抓住要害的理论批判，在当时是少见的。其三，在《马克思还原》、《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等文中，揭露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怎样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指出：“马克思社会主义，经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蹂躏，精彩完全消失，由国际主义堕落到国家主义，由社会主义堕落到自由主义，由革命主义堕落到改良主义，由阶级斗争堕落到阶级调和，由直接行动堕落到议会主义”。李达还进一步强调，“厉行阶级争斗”，坚持“无产阶级的直接行动”，就能坚持马克思主义，而“支持议会政策”，则必然导致修正主义。当时，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虽然没有多大影响，但很多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根本弄不清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派别斗争情况，这就潜存着受修正主义影响的危险。李达注意到这个问题，最早写了批判文章。
重视思想教育，在革命中起团结作用。五四时期许多革命青年思想非常活跃，只要是新的学说，都想接触和了解。由于各人的出身、经历、地位、思想基础不同，因而对各种学说的认识也就不同。他们中间有的人虽然接受了一些错误的东西，但主观上却是要革命的，要救国的。对于他们不能与梁启超、张东荪等人一样看待，而应该向他们讲清道理，团结他们，争取他们，使他们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对此，李达非常重视。鉴于受无政府主义思想蒙蔽的青年很多，他在《无政府主义之解剖》一文中，始终贯彻思想教育。文章开宗明义指出，写作的目的是要告诉那些要求革命的朋友，“不要向着那不可通行的道路上前进，免得耗费有用的精神干那于革命无益的事”，而“择定那必定可以通行到这目标的道路上进行”。文章中还特别指出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基础是个人主义，这就引导革命青年认真思考，应该抛弃无政府主义。李达写的其他文章也都坚持说理，读后令人信服。这对帮助革命青年认识真理，抛弃错误，是非常有益的。
从以上几个方面看来，李达在理论上和思想上对创建中国共产党所作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当然，李达在那时发表的文章，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既有不准确的论述，也有错误的观点，特别是与其他共产主义者一样，还不能对中国革命的性质、步骤和方法作出科学的回答。
革命者应有坚定的信仰，并终生为之奋斗。李达在党的创建时期，努力宣传过马克思主义，后虽因故脱党，但并未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为忠实主义起见”，不畏危险，刻苦钻研，认真宣传，坚持真理。这种可贵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