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码头力资调整中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汉口通讯

　　武汉码头力资调整中
本报特派记者 萧航
武汉市的码头，分水陆两种。水路码头又分长江线和汉水线两种。陆路码头则分铁道线和一般码头两种。就搬运力资来说，水路码头的比陆路码头的更高。这里所报道的，是长江线的码头力资问题。
一、码头力资几等于沪汉全程的运费
直到现在，武汉市的码头力资，依然高到这样的程度：同等重量的货物，在汉口市内十华里的搬运费，超过了从上海到汉口全程——二千二百二十五华里的运费的一半，或则几乎等于运费的全部。据招商局轮船公司汉口分公司七月五日报告，四百磅重的一件棉纱，沪汉全程的运费是九一、一四八元，而从汉口轮船公司的栈房，搬运到相距十华里的桥口，力资是六○、七六○元，等于沪汉全程运费的百分之六十五。四百磅重的棉布，沪汉全程运费是四七、四三二元，从轮栈到桥口的搬运费是四三、四○○元，等于运费的百分之九十一。从农村贩运马铃薯到汉口，单是码头力资一项，就占了成本的百分之七。这样高的力资，的确是不合理的。不过就一般货物来说，力资虽然高，总算还有一定标准。至于被码头上称作“肥肉”的各种机器，其搬运费之高，简直很难想像。这是从来没有力资标准的一种货物，至今还是“临时面议”。这里有一个解放以前的例子，可以部分地说明这种情况。一九四五年，一座十六吨的锅炉，从汉口四维路的码头，搬运到同一条路的合记蛋厂，全程二华里，力资竟高达两千枚银元。按当时的行市，合二百五十担二道机米。搬运这座锅炉，满共花了两天时间，用了二百多个工，每个工的工资合一百斤米。这样高的工资是少有的。另外，有一部分货物，也是从来没有规定过力资标准的，也只能听凭码头上的把头随便要价。这是一种需索行为。这种需索，要高出通常力资的三倍到四倍。
武汉现行的力资标准虽然很高，但这还是今年六月底到七月下旬的情况。如果拿这种情况和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日本投降以后，特别是和一九四九年“五、一六”武汉解放前后的情况比较，那就低得多了。以棉纱作例，拿抗战前的力资作一百，“八、一五”以后和“五、一六”前后，全是一百九十四，去年十一月至今年六月中旬是一百七十四，到六月底，已经减到一百一十三了。再看看棉布的力资，那就减低得更多。以抗战前作一百，“八、一五”以后是一百六十六，“五、一六”前后是一百九十四，去年十一月至今年六月中旬是一百五十，六月底已减低到九十七。这就是说，现在已比“五、一六”前后减低了一半。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了力资过高的基本情况。
二、力资过高的基本原因
轮船公司、栈主的额外剥削；投机商人抢行市，争着赶早提货；特别是码头封建把持制的存在——这些就是造成过去武汉码头力资过高现象的基本原因。
轮船公司的额外剥削形式，叫做“回扣”。就是当船主支付码头工人的上栈力资时，要扣除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作为“手续费”。如果这个码头上的工人不忍受这种额外剥削，那么，轮船公司就不朝这个码头靠船了，码头工人因之也就没有工作可做。那个码头出的“回扣”多，那个码头就来的船多。其次，栈主的栈租，原应由货主支付。但栈主为了兜揽生意，却规定存货如不超过一周，货主可以不付栈租，而由码头工人照付。这种栈租的数额，几乎等于上栈（即从船上搬到栈房）力资的全部。此外，轮船公司的若干高级职员，逢年过节，还要让码头工人送礼。去年过旧历年时，私营民生轮船公司职员汪云发，一次就接受了工人三百万元的贿赂。所有这些费用，码头工人当然拿不起，只能加到“转街”（即从栈房搬运到商店或工厂）力资里面。这就不能不把力资标准提高。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以后，国民党统治区物价一日数涨。投机商人赶行市、早提货的风气盛极一时。为此，他们和码头上的把头勾结起来，请客吃饭，多花“使费”（相当于一般饭店的小费。这种使费，通常要高出一般力资的半倍到一倍半），互相利用，抬高力资。以致若干主要码头，全增设了一个专管收“使费”的职员。这一来，力资猛涨。本来，一件四百磅的棉纱，抗战前的力资是一·八枚银元，这时涨到三·五枚银元，增加了百分之九十四。四百磅重的棉布，也从一·八枚银元，涨到三枚银元，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六。一九四九年“五、一六”武汉解放前后，某些商人乘当时市场混乱，竞相展开投机活动，又使力资上涨了一次。在物价波动期间，为了投机而提高力资，曾是不少商人谋取暴利的重要方法之一。而今，全国物价稳定，这已经提高了的力资，遂成为工商业者经营上的困难之一，他们纷纷要求政府及早解决这一问题。
当然，造成力资过高现象的主要原因，追根究底，还是封建把持制的存在。
在这里，封建把持制表现为如下的特点：以把头为首的一部分码头工人，控制着码头，有货，只能是他们或他们雇人来搬运，不准货主自己或雇人搬运。这样，力资的高低，只能由这一小部分人决定。至于船主、栈主的额外剥削，也是依托封建把持制的存在。而码头工作权的买卖制度，则使已经过高的力资，更形突出。按照把持制的“规矩”，凡是进入码头工作的工人，必须先买得一个名字（即工作权），其价格之高低，要看码头的肥瘦，即货源的多少而定。一般是一个名字要花一百枚以上的银元；高的要花到几两黄金，或是几百枚银元；顶少的也要花几十枚银元。工人对花钱买得的这份工作权，既可转卖，又可抵押，还可以当作遗产交给后代。有工作权的人，如果自己参加劳动，可以拿到全份工资；如果雇人顶工，也可以白拿二成到四成的工资。所以，人们不把码头工作当作繁重的劳动来看待，而是说“某某人在码头上有一份生意”。一九四五年“八、一五”以后，国民党的腐败统治，给武汉工商业带来了日益深重的困难。在不少时间里，码头生意相当萧条。这时，不少码头就靠下乡出卖工作权来维持生活。按照封建把持制的“规矩”，把头可以单独卖几个名字，入自己的腰包；一般有工作权的工人，每几个人可以卖一个名字。这样，名字越卖越多。例如码头第一分会的第十九组，一九四五年原有工人三十二名，连年卖了一百五十二个名字，现在已增至一百八十四人。人越多，事情越少，越维持不住。可是，不管有多少人，总归要靠这个码头吃饭，所以只能一再提高力资。因此，废除封建把持制，乃是合理调整力资的基本环节。
三、过高的力资对物资交流的影响
像上面所说的，同等重量的货物，既然汉口市内的力资几等于沪汉全程的运费，这就相当增加了工商业者的成本费。因而，若干货物便躲开汉口，沿陇海路运输了。本来，水运是比陆运便宜些的，可是，根据招商局汉口分公司的材料，许多货物，如像石膏、杂粮、烟叶、鲜蛋等等，全已改由陆路运输，因为陆运比水运费用还低。据武汉市码头工作委员会六月二十日报告，武汉商品成本过高，外销困难，码头力资的不合理，也是原因之一。在这里，最直接受影响的，还是全市的轮船业。现在不论公私，全感到货源缺乏，形成船多货少的现象。这种现象，虽则不应完全说是由于力资过高，但，力资过高也确是一个原因。在这种情况下，不少私营轮船业，采用了放尺低价（即货物超过了一定的体积不太多时，并不多收费）等不正当办法，兜揽货物，来和国营轮船公司竞争。不少公营企业，也乐于把货物交私营轮船公司承运。因为如同花纱布公司所说的：“我们的货之所以装民生公司的船，是因为他们不要力资，并且负责把货送到我们的仓库里。这，你们招商局就办不到。”至于招商局承运的一部分公私企业的货物，也因为力资过高，货主纷纷要求船边提货。致将招商局的工作步调打乱，船期往往延误，招致了不少损失。
由于码头力资标准很不统一，使工商业者计算成本发生不少困难。撇开私营企业不说，即使公营企业或机关，力资标准也全不一样。就食米一项来说，每吨的下坡、装船力资，华中粮食公司的是二四、七五○元，华东区运粮指挥部的是一七、九四○元，中南区粮食管理局的是一四、二六○元。在七月五日至六日中南区财委召集的出口商座谈会上，大家一致要求规定统一的力资标准，以便据以计算成本。否则，老是讨价还价，力资忽高忽低，成本的精确计算是不可能的。
四、政府调整力资的措施
远在去年十一月间，武汉市力资研究委员会即已成立，并确定了新的力资标准——按照解放前后的力资标准，打了个九折。等到全国物价稳定，力资问题的解决，越发显得迫切。于是，在六月下旬，又作了第二次调整。即按照去年十一月的标准，又打了个六五折。在同一时间内，结合反对封建把持制，全市成立了四个搬运站（另有五个即将组成），一部分码头工人参加了各站的工作，把业务承揽权从封建把头手里，转到了全体工人的手里。因而初步打破了封建割据的现象，废除了需索等积习，以及不合理的力资项目。例如下太古搬运站，原定搬运土纸、松香等货物，全要“抽肩”（就是把货物抬到肩上）费，每包是十斤米，超过“起坡”（即从船上搬到栈里）力资的十倍以上，现在已经取消了。这一来，就便利了城乡物资的顺畅交流，以前从不来下太古码头的药材，如今也来靠岸了。因之，工人的收入日益增多。工人遂逐渐认识到这样的道理：“货多钱少赚得多，货少钱多赚得少。”但是总的说来，力资仍然高得很不合理。为了帮助工商业者克服困难，便利各地以及城乡的物资交流，并考虑到今秋实行土地改革之后，经济情况将有新的变化，政府各有关机关以及市搬运工会，正集中力量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准备第三次调整力资。并鉴于历史上的力资标准一般是过高的，很难作为调整的依据，将按照力资与沪汉全程运费的适当比例，确定一个新的合理的力资标准。此外，私营轮船公司的所谓“回扣”和栈主要码头工人出栈租等陋习，亦须彻底废除，才能随着封建把持制度的取消而真正减低力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