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现实 敢于改革——记中共江西省宜春地委书记王树衡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江西通讯

面向现实 敢于改革
——记中共江西省宜春地委书记王树衡
1979年春初，正是传达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时候，王树衡怀着建设四化的坚强决心，受命来到宜春地区担任地委书记。
到任的第一天，他没有进地委机关的大门，就到正在开三级干部会的上高县去了。基层干部反映，农民要求实行包产到组、联产计酬的责任制。可是，过去谁搞包产到组谁就挨批。县委负责人问新来的地委书记怎么办？王树衡告诉他们，他原来工作的地区有一个县，1978年60％的生产队搞了包产到组、联产计酬的责任制，增产幅度比全县平均水平高一成多。他说，既然农民要求实行这种责任制，实践又证明能够促进增产，我们为什么不坚决支持呢？
王树衡转了几个县，了解到全区有几亿斤的储备粮和余粮，长期锁在仓库里。他主张拿出一部分来搞活经济，让“死”粮变成“活”粮。宜春县随即拿出100万斤粮食用于发展畜牧业，拿出100万斤粮食和20万斤食油在城镇办饮食业，活跃了市场，还安置了三百多个城镇待业青年。
类似这样的事，他还办了好几件。
这一来，王树衡上任没有几天，人们就议论开了：
“新来的地委书记不寻常，面向现实，敢于改革。”
不能要中央编部《辞海》
王树衡到各个机关看望干部，听取各个部门的情况汇报。他看到摆在自己面前的问题是很多的。宜春地区发展农林牧副渔的条件好，但是，“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农业除粮、茶之外，其它都减产。农业内部比例失调、农民收入不多。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干部被政治运动搞怕了，一事当前，就翻文件、查根据。本本上没有说到的，即便是明明可以办到的事情也不敢办。他们把本本当作“保险箱”，躲在“保险箱”里工作。
千头万绪，从何入手？鉴于当时春播即将开始，作物种植计划急需安排落实，王树衡首先抓农业内部比例失调的问题。他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提出来个“‘纲’上动土”，让那些田多人少的生产队拿出一点低产粮田来种植经济作物。新来的地委书记的这个点子，使人们感到惊讶，私下议论：“这是一着险棋！”没有文件，没有根据，将来出了问题谁担待得起！
下班的时间过了，王树衡还在办公室里和几个管农村工作的干部研究“纲”上动土的问题。他对大家说：“现在，中央的大政方针明确了，省委支持我们，我们就要大胆地去解决实际问题。如果什么都要上面具体规定了才办，中央就是编部《辞海》也不够！”
其实，王树衡敢于下这着“险棋”，并不是无端的冒险。他的见解渊源于调查研究。宜春县洪塘公社有个五百里大队。这是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曾振荣领导的一个先进大队，粮食亩产一吨多。王树衡去看望老劳模，老曾对他说，我领导的是个高产穷队，年终分配不能兑现，欠债三万多元。穷的原因是砍掉了经济作物，把工副业当“资本主义的路”堵死了。王树衡问，能不能把经济作物恢复起来？能不能拿出一点土地来种瓜菜和苎麻？能不能从农业上抽点人力搞副业、办工业？老劳模一听就笑着说：“我们有土地，有人力，有资源，生财之道是现成的。就是上级不叫搞。只需你们当领导的一点头，我们把多种经营搞起来，经济就活了。”
王树衡在地委常委会上介绍了五百里大队的情况，又和常委同志一起回顾与分析了全区过去29年的历史，凡是多种经营搞得好的年份，粮食增产也多；凡是多种经营被砍光的年份，收入减少，粮食也上不去。经过反复讨论，地委向全区宣布，往后不再向生产队下达命令式的作物种植面积计划，尊重生产队自己安排各项作物的种植权。农民对此高兴极了，全区调剂出17万亩低产粮田来种植经济作物。1979和1980年经济作物获得丰收，粮食总产也有增长，社员从集体中分配的纯收入明显增加。更大的收获还是随着经济的活跃，人的思想也活跃起来，一些干部从“保险箱”里走出来了。
“难道责任制增产的粮食吃了会肚子痛？！”
1979年春季在“‘纲’上动土”的同时，王树衡就提倡和支持干部社员大胆试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他鼓励大家：“不要顾虑重重，好象只有‘大锅饭’才是香的。难道责任制增产的粮食吃了会肚子痛？！”
可是，三月正是乍暖还寒时刻，社会上突然掀起一股纠“偏”之风，责难和反对包产到组的责任制。人们议论纷纷，这无异给农民迎头泼了一盆冷水。
怎么办？县、社干部给王树衡挂来了询问的电话，有的县委书记赶到地委来找他，有的干部向他报告，他们那里解散了作业组，撕毁了包产协议……
王树衡深深懂得，全区干部、群众都在望着地委，如果地委的腰杆子一软，就要“风”卷全区，“吹”掉责任制，又吃“大锅饭”。他从乡下回来，顾不上休息，就和常委们交换意见，确定了一个稳定责任制的电话会。王树衡代表地委明确地宣布：政策没有错，方向没有偏，责任制不能变，年初说定了的，年终一定兑现。
农村生产责任制稳定下来了，全区半数以上的生产队划分了常年作业组，建立了包产到组的生产责任制。王树衡又及时给地、县领导干部打招呼：应该允许下面试验，支持下面探索，帮助下面总结，千万不要坐在办公室里给下面念“紧箍咒”，动不动就起风折腾人。
王树衡同县委书记们讨论如何发展油菜生产。宜春县委书记张炳昌讲了他的一个调查材料，温汤公社1978年第一次种了四千来亩小麦，由于面积大，怕管理不过来，生产队在统一播种之后，按劳力把麦田包到户管理，这一来调动了家家户户的积极性，结果小麦大丰收。张炳昌说，宜春县今年冬种油菜也准备这么办：集体种，分散管，联产计酬，超产归己。
“小麦分散管，油菜分散管，都分散管了还有什么集体生产的优越性？”有的同志尖锐地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县委书记们激烈地争论了一天，最后王树衡讲了自己的看法：集体的活分户干、分人干，同资本主义不相干；大呼隆、一窝蜂地干活，正是我们的弊病。现有生产力水平的集体经济，既要有集体劳动的形式，也需要分散劳动的形式。分户分人管理就是分散劳动形式，有利生产，为什么不可以采用？他风趣地说：“‘包’出来的菜油也是香的嘛！”
秋季丰收之后，王树衡和地委的同志分赴农村，同基层干部群众一起，对生产责任制进行总结。他们跑了许多社队，调查过植棉、种椒、养鱼专业组，也访问过为集体饲养一百八十多头生猪的专业户，一年向集体上交上千元利润的专业人，听取了许多社员的意见，掌握了“四专一联”责任制的产生、作法和特点之后，又同县、社的干部商量，在全区提倡推广。去年，全区已有39％的生产队实行了这种责任制。
“我们自己来下活这盘棋”
1980年栽了早稻之后，地委副书记张亚翼向王树衡提出，他要到山区搞点调查，寻求山区致富的路子。王树衡支持他这样做。宜春地区山区面积占总面积的60％，山区每人平均口粮比平原地区少二三百斤，有些社队每人平均分配只五六十元，缺粮又缺钱。过去，一说要改变山区面貌，就向上伸手要钱要粮，上面拿不出大批的钱和粮来，山区问题便摆在一边，有人把它比做是“一盘死棋”。
“我们自己来下活这盘棋！”王树衡和张亚翼商定下来。
张亚翼带领一个由各有关部门干部参加的调查组，来到边远山区铜鼓县调查，重点解剖山富人穷的赤洲大队。二十多天后，王树衡召集地委常委听取调查组的汇报。调查组汇报了一天，反映了问题，也提出了一些解决的办法。王树衡鼓励大家说：“解决山区问题有希望了。”他要调查组再解剖一两个不同类型的典型，同时给有关县打个招呼，都搞个山区调查，然后全地区开个山区工作会议。
有个干部半真半假地给王树衡提意见说：上面既没有布置开这类会，又没有下达这方面的文件，也没有增拨支援山区的粮钱，何必多此一举！
王树衡不喜欢这种上面开个什么会，自己也就开个什么会；上面布置了什么，自己也就布置什么的“机器人”。他气愤地说过，“宝贵的时间就丧失在这些同志的手里。”他前年到了一些山区社队，耳闻目见了山区的贫穷，对解决山区的问题心急如焚。他主持常委会第二次听取调查组的汇报时，把各部门的负责人也请来出主意。根据地委调查组写的四个报告和有关县市送来的调查材料，山区主要问题找到了，也有了一些解决的办法，最后剩下一道“难题”：调整山区生产方针，一批社队实行以林为主，改吃定销粮。那么，粮食从哪里来？有的人主张给省里写报告。省里一时解决不了又怎么办？王树衡想到平原地区农民说的一句话：“不愁钱，不愁粮，只愁没有木头盖新房。”他和常委同志商定一个解决的办法：组织山区以木竹同平原地区交换粮油。
地委顺利地召开山区工作会议，调整山区生产方针。在林业部门的统一组织下，在完成国家上调任务之后，在不破坏森林资源的前提下，山区可以有计划有组织地以木竹和平原地区交换粮油。这些搞活山区经济的措施一落实，“死”棋变“活”棋了。江西省委领导同志称赞宜春地委解决山区问题的思路开阔，措施有力，并把他们的经验转发各地、市、县委参考。
“只要全区五百万人民高兴就行了”
1980年春天，宜春地区有过一阵小“倒春寒”：社会上传来了一些说王树衡刮“右倾风”的冷言冷语。
地委机关几位干部来到王树衡的住地，劝王树衡今后少讲话，少留话把子，提防有人抓辫子。
王树衡弄清了他们的来意，深情地笑了：“文章刚开头，怎能放下手中的笔？当地委书记，怎能装聋作哑？我讲三中全会精神，讲党的方针政策，讲解放思想，我不怕抓辫子！”他停了一会儿，又说：“搞改革，看法会有不同，议论会各种各样。我们不能等到完全统一了认识再干，只能大的方面一致了就干。人家说我这样那样，用不着解释，让实践去检验吧！”
“人家批你右倾……”
王树衡爽朗地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活着就是为了人民，只要全区500万人民高兴就行了，别的我都不管它啦！”一切为着人民，为着实现四个现代化。
新华社通讯员 陈全义 钟家明
新华社记者 李沁源 刘光辉 黄正根
（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