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产责任制给吕梁山区带来蓬勃生机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联产责任制给吕梁山区带来蓬勃生机
中共山西省吕梁地委书记 王国英
山西省吕梁地区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是在党的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思想的逐步解放而逐步发展起来的。目前，联产计酬责任制已普及全区92．4％的核算单位，给贫困的吕梁山区的农业生产带来了勃勃生机。
联产责任制为什么受农民欢迎？
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为什么会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发挥巨大的作用？主要是因为它把农业生产关系中的管理和分配方式，调整得适合当前生产力的实际状况。
由于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开始时，干部中的认识很不一致。联产到劳、到户，是不是离开了社会主义方向？有人以为这是“右”了，是“倒退”。怎样认识这个问题？必须从吕梁的实际出发来研究。
吕梁山区自然条件很差，沟壑纵横，山高坡陡，土地破碎，十年九旱。建国三十多年来，这里的农业生产虽然有了一定发展，但生产力水平还是很低，耕作主要靠“一个人，两只手，锄头、镢头加老牛”，一些偏远山区至今还使用着两三千年前留下的梿枷等生产工具。生产力水平这样低，而生产关系，自合作化、公社化以来却一次又一次地“跃进”、“升级”、“穷过渡”，结果，粮食总产量长期徘徊在十亿斤上下，30年递增率只有3．2％，亩产量只有一百多斤。山区有三分之一左右的贫困队，长期“吃粮靠供应，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近十年来，农村吃供应粮达6．6亿斤。有近半数的核算单位人均收入50元以下。社员欠集体款每户平均八十多元。这是“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学大寨”那一套做法造成的恶果。所以，吕梁山区穷，就穷在主观主义的瞎指挥、不计效果的大呼隆和平均主义的大锅饭上。要扭转这种局面，就得调整生产关系。地、县委负责同志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剖析典型。离石县赵家山大队，是全区最先搞起联产计酬责任制的单位之一。这是一个有186户的“老三靠”队。合作化以来的24年中，有12个年头吃国家的供应粮共五十多万斤。这里搞“大呼隆”、“大锅饭”一直搞到1979年，那年人均分配只有24元。那年秋后，开始实行“以队核算，以牛划组，专业分工，定产到劳，以户管理，全奖全赔”的生产责任制。去年，在三伏无雨的大旱之年，粮食总产量由上年的27万斤猛增到48万斤，增长率为78．3％，每斤粮食的成本降了一半多，摘掉了“老三靠”的帽子。
事实生动地说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凡是对生产力起促进作用的管理和分配方式，就应理直气壮地坚持搞下去。
可喜的“五变”与“五多”
群众高兴地说：联产计酬责任制是“穷日子逼出来的富办法”。有些同志虽然也承认这种办法的经济效果，却怕“联”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担心会削弱甚至瓦解集体经济。我区两年来的实践证明，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
离石县在坚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生产队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统一投资、统一分配等前提下，在一百多个贫困队试行了包产到劳到户，连同实行其他形式的联产计酬责任制的，共占基本核算单位的70％以上。据初步调查，实行联产计酬比未实行的社队，一般劳动出勤率提高了20％左右，工效提高一倍左右，粮食成本降低一半左右，在相同自然条件下，产量增加二成左右；尤其专业承包和包产到户两种形式，产量一般都增加三成到四成。全县去年三伏大旱，农业仍然获得了好收成，出现了可喜的“五变”、“五多”，即：农业内部结构变化，林、牧、副业收入增多；经营思想变化，因地制宜种植油料等经济作物增多；粮食品种变化，谷、麦、糜、豆等细软粮食增多；消费构成变化，社员购买农具和牛、高档日用品增多；居住条件变化，盖新房、?新窑的户数增多。粮食多了，不少人家没放处，仅据五个公社统计，社员新买储粮用的大缸二千六百多口，水泥箱四千多只，麻袋、口袋一万一千多条以及一些囤粮苇席等。集体经济如何呢？去年，全县共提取公积金40万元、公益金25万元，收回固定资产折旧费10万元，积累生产费基金15万元。这是过去长期所未有的情况。社员归还历年欠款6．8万元，也是从来没有过的。集体大牲畜不但没有减少，而且增加了四百多头。农业基本建设也有了发展。
过去我们曾片面强调“大河有水小河满”，忽视了农民群众的利益；实际上是“小河无水大河干”，如果不注意农民的富裕，就不会有生产力的大发展和集体经济的巩固。在贫困落后地区，尤其应当重视这个问题。这类地区，眼下首先应当解决的是群众的温饱。我们对包产到户这种形式，既不是压制、阻碍群众去搞，也不是撒手不管，放弃领导，而是要求在坚持几个“统一”之下，让群众大胆试验，让他们进一步掌握劳动的主动权和劳动成果的支配权。这对于调动贫困落后地区农民的积极性，恢复和发展生产力，是一种有效的必要的措施。
丢掉“怕”字与群众共同前进
吕梁地区包括山区九个县、平川四个县，各县之间，乃至各社、各队之间，在生产力水平、经营管理水平以及生产状况、生活状况等各方面，都是存在着差异的。对任何一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都必须同当地的具体情况和群众的经济利益紧密联系起来，重视经济效果，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经过试验逐步推广。文水县刘胡兰公社，去年经过民主讨论，采用了三种责任制形式：在生产力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比较高、集体经济比较稳固、粮食亩产已达到千斤左右的16个生产队，继续实行小段包工、定额计酬的办法；在机械化、水利化水平较高的21个队，实行包产到组、联产计酬的形式；属于中间和下游状态的54个生产队，实行了在生产队“四统一”基础上责任到劳、联产计酬的形式。
我们还注意根据不同作物、不同生产项目的生产和经营特点，采取相适应的责任制形式。如棉花、油料、瓜果、蔬菜等经济作物和平川地区的夏播作物，田间管理时间长，工序复杂，又大部是手工操作，适合于分散经营管理。因此，近两年来大部都采用了从种到收或田间管理责任到劳到户、联产计酬的责任制形式，效果也很显著。
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着眼点应放在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上，把两者更好地结合起来。
我们深深感到以平均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根深蒂固，影响甚深。一些同志对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的种种责难或担心，如怕“联”、怕“包”、怕“富”、怕“不公”，都与此有关。这些同志，只看到“联产”、“包”带来社员个人收入显著增加的一面，看不到或不去看集体收入增加得更多的一面，更不去分析目前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并不是这种责任制本身产生的，而是工作中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他们对搞生产责任制，始而抵触、反对，继而撒手不管、放弃领导，遇到问题不去解决，反过来对生产责任制又怀疑动摇，有的甚至老想“变”。这就需要通过实践和学习，真正分清分散经营与分田单干，共同富裕与平均主义，富裕程度不同与两极分化等的是非界限，去掉各种“怕”字，与群众一道去实践，共同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