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和广州起义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叶挺和广州起义
马连儒
1944年3月，周恩来同志在延安中央党校作了《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报告，在总结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时，谈到：“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有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离开党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伸冤。”
根据历史资料，现在对有关叶挺同志这件事的前后经过情况，作一介绍。
1927年，为了挽救中国革命，向反革命势力进行有力的反击，我党在这年先后发动了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接着又在12月发动了广州起义。
当时，正是汪精卫、张发奎继李济深之后统治广州，他们声言将解散广州罢工委员会和叶剑英领导的军官教导团。张发奎是在这年11月间驱逐了桂系军阀而进驻广州的。当时的广州正处于不稳定状态，陈铭枢部由汕头向广州进军；黄绍竑部在梧州集结，也有进袭广州的样子。张发奎为了稳固他们的统治，不得不把自己的主力部队调到肇庆、梧州一带与桂系黄绍竑作战。同时又把缴了枪的教导团重新武装起来，以防守广州。此时，广州城内只有教导团等少数部队。中共广东省委根据这种情况，进行了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
这次起义原定日期是12月13日。敌人事先得知了这个消息，加强了戒备，并企图很快收缴教导团的武器。这样，中共广东省委临时决定将起义的时间提前到12月11日。12月10日晚叶挺等同志从香港来到广州。他一到广州就立即根据党的指示，投入了紧张的战斗。在当天深夜，即12月11日凌晨，叶挺与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等参加了在广州四标营我党事先秘密组织好的军官教导团的起义誓师大会，在张太雷讲话以后，叶挺正式任命了各级指挥员，宣布了战斗部署，下达了战斗口令。11日晨3点30分，叶挺即命令各路部队分途出发。他指挥教导团一部奔袭沙河镇，消灭了敌步兵团六百多人；后东进燕塘，采取政治攻势，又迅速解决了敌炮兵团，缴获大炮多门、步枪千余枝。与此同时，在张太雷、叶剑英、周文雍等同志领导下的工人赤卫队和革命士兵，攻下了伪公安局等敌人许多重要据点。11日晨6时左右，张太雷主持了广州苏维埃政府的第一次会议。成立了红军总指挥部，叶挺为红军总指挥，叶剑英为红军副总指挥。他们与中共广东省委军委负责人聂荣臻一起，指挥了整个武装起义。叶挺不顾个人安危，曾乘车巡视各条战线。在攻打长堤伪中央银行时，起义军受到了敌人的机枪封锁，叶挺命令教导团用炮火切断敌人的退路，消灭了敌人，占领了伪中央银行。叶挺总结南昌起义后潮汕失败的教训，注重联络农民武装力量对城市起义部队的支援，在11日、12日曾两次亲笔书写命令指挥农军作战：一次是写给周文雍同志，请他“速即饬令农军到观音山、大北门一带警戒；一次是“委任凌津为北江农军第一支队司令，其任务是在粤汉路沿途扰乱敌人后方及毁坏铁路。”为了扩大起义队伍，他于11日、12日两次派人去石龙联络内线，争取敌七十五团起义；12日命令陈赓同志去珠江二沙头中流砥柱说服该处敌弹药库守库员等，以破坏该库并归顺我军。他还针对事先粮食准备不足、起义军总部两天只吃一顿半饭的情况，及时下达了“本总指挥部粮食部现因需要粮食等物，须借取于商人，以资给养”的命令。
由于当时革命处于低潮，从全国形势看，我们与敌人的力量对比相差悬殊。11日起义后，敌人不断将在外作战的部队陆续调回广州。我起义部队很快由开始的攻势转变为守势，形势发展对我不利。在11日晚总指挥部会议上，叶挺分析了这种形势，主张将起义部队撤出广州，转移到海陆丰去。当时在广州的共产国际代表纽曼极力主张“坚守广州”，大骂叶挺“动摇”，说广州起义是“进攻”的，应该“进攻进攻再进攻”，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指责叶挺是主张去做“土匪”。到起义的第二天12日，敌人已经调回许多部队，在帝国主义军舰的炮火掩护下，向我猖狂反扑，对我逐渐形成包围之势。这天，张太雷不幸中弹牺牲。尽管头天晚上叶挺的正确意见被拒绝，但是他仍然镇静处险，指挥若定，组织部队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亲自指挥了总部的防御。12日黄昏，叶挺和聂荣臻在财政厅楼顶指挥战斗、观察战况，看到大批敌人从观音山向我方大举进攻，形势十分危急。为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他们决定：当晚分批将起义部队撤出广州，向花县转移。叶挺为掩护撤退，根据党的指示潜留广州，待机转移。12月13日，广州重落敌手，起义宣告失败。叶挺在他妹妹的配合下，化装出走，不久到达香港。
在香港，由中央新派来的广东省委书记主持，对叶挺进行了不应有的批评和指责，说他对起义“消极”，并给予了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1928年初，根据党的决定，叶挺取道日本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他写了广州起义的经过和他对这次起义的看法，根据亲身经历和切身体会正确地总结了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谁知他的这个报告，竟未被人理睬。共产国际代表仍然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也没有人理他。当时，莫斯科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在这种无情打击和人为的冷落下，历来以“沉默寡言，深沉不露”而著称的叶挺，一气之下跑到德国去了。1928年11月，根本没有参加广州起义的王明，以韶玉为笔名，写了一篇长文《广州暴动记实》，对广州起义提出了种种莫须有的指责。他毫无根据地说，叶挺对广州起义“表示消极怠工”，“于暴动前六小时始由香港到广州”。他对叶挺断定这次起义不能在城市“支持很久”、应该尽快转移到农村去的正确主张，进行了严厉批判。他甚至企图把张太雷牺牲后红军和工人赤卫队失去统一指挥和领导的责任，强加在叶挺等同志的头上。这完全是诬陷不实之词。因此，周恩来才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报告中，深有感慨地说：“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伸冤”。
叶挺在国外度过了十年流亡生活，但是他一直怀念着祖国。他没有与反动人物同流合污，也不为国民党反动派高官厚禄所诱惑，始终与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保持着关系。他还想尽办法，在国外考察军事，学习新的军事技术。1935年根据他的请求，我党派张云逸与叶挺取得正式联系。1937年抗战爆发，叶挺毅然回国，接受党的派遣，出任新四军军长。这年年底，叶挺到达延安。
叶挺在新四军期间，“领导抗敌，卓著勋劳”。皖南事变中，在四面受敌、个别领导同志因故离部队、全军上下急需统一指挥的关键时刻，他挺身而出，力挽危局。在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身陷重围几次拚杀突围未成时，他服从党组织的决定，从革命利益出发，不计个人安危，毅然下山谈判，最后被敌人非法扣俘。后来，在五年牢狱囚禁生活中，他与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表现了无产阶级战士的鲜明立场和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对于叶挺的这些革命英雄事迹，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报告中也作了充分肯定，指出：“在皖南事变时他是非常英勇的，想以个人的牺牲来保存革命的力量，比某些共产党员表现还坚决，而且迄今还未向国民党低头。”叶挺出狱后的第二天即向中共中央申请重新入党，党中央立即批准了他的请求。在给他的复电中，提出：“你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二十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这是党和人民对叶挺同志光辉一生的崇高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