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心纠“左” 打开新局面——评贵州农村形势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决心纠“左” 打开新局面
——评贵州农村形势
二十多年来少有的好形势
最近到过贵州的人，都会感到这里农村的形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概括起来说，就是农民吃得饱了；城乡市场上农副产品多起来了，价格平稳，稳中有降；党和农民的关系改善了，广大社员生产积极性提高了，从上到下对夺取今年全面丰收、把贵州农业搞上去充满了信心。
目前正值青黄不接之际。今年国家准备供应的返销粮大幅度下降，不少农民连出售农副产品的奖售粮都自动放弃不买了。油菜总产量肯定要超过特大丰收的去年，省的领导机关正为如何打开销路而动脑筋。全省农村充满生机，出现了二十多年来少有的好形势。
“左”得出奇和倒数第一
从1958年以后，我们在经济建设中的“左”的错误，在贵州的某些方面表现甚至更加突出，可以说是“左”得出奇。
贵州的经济、文化本来十分落后，又是多民族地区，发展很不平衡。大部分农民居住在偏僻山区，多数地方的农业生产至今仍然靠“三头”（锄头、犁头、肩头），一部分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还没有完全改变刀耕火种的习惯。可是二十多年来，这里什么都照样“一刀切”，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实现合作化、公社化，一样大批、大堵“资本主义”，一样大搞“穷过渡”。
生产关系方面的变革脱离了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能够把生产搞上去吗？我们不妨看几个数字：从1957年到1979年，贵州农业人口平均每年增加2．2％，粮食只增长0．7％。社员人均口粮从480斤降为362斤，下降24．5％；全省人均占有粮食从637斤降为456斤，下降28．4％。1979年社员人均分配收入46元3角，在全国是倒数第一，全国的穷县有五分之一在贵州。
前几年农民为了求得温饱，自发地调整生产关系，秘密地搞起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但是这种调整，每次都被视为搞“单干”，而搞“单干”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得批，就得纠。别看贵州农村那么穷，反“单干”却很彻底，不仅把社员家庭副业叫“单干”，而且把集体副业叫“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
回顾二十多年的历史，贵州农业生产曾几起几落，每次大落都是“左”造成的。难怪贵州许多干部怕“右倾”、怕生产关系“倒退”已经成了条件反射，恐“右”成了顽症。有些人一听说包产到户就如临大敌，千方百计要去纠过来，甚至采取“捆绑吊打、批斗罚抓”的手段，因此造成了干群关系紧张，农民积极性严重挫伤，生产长期停滞，甚至倒退。
打破“左”的桎梏才能打开新的局面
党的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制定了一系列符合实际情况的农村政策，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可是，贵州许多领导干部被“左”的绳索捆得很紧，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贵州省委在定产到组问题上的摇摆，就一直延续到1979年秋。中央指出深山偏僻地区应允许包产到户后，省委因怕引起连锁反应，仍然迟迟不敢往下传达。
上面不准，群众要搞，各级干部只好下去纠。三中全会以后，农民群众敢于据理力争了，许多地方就发生“顶牛”的事。省委在被动中认识到，再不能“敬酒不吃吃罚酒”了，再不放宽政策不行了。去年三月中旬，贵州省委宣布：为了保证春耕生产的顺利进行，各地立即停止“纠偏”。四五月份，省委常委们分头下乡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农民的呼声和基层干部的意见，又总结了历史经验，经过反复讨论，终于作出了决定：在全省范围内有领导有步骤地调整农业生产关系、放宽农业政策。省委对各地前一阶段纠正包产到户的问题，主动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并且帮助一些地、县干部端正了对放宽政策的态度。
省委向各级党委指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过去生产关系走得太远，农民自发地进行调整。现在我们要主动领导好这个调整。顶牛，不对；抱既不赞成也不反对的态度，不对；放任自流，也不对。只要党委加强领导，就不会丧失领导权、主动权。省委强调：要把选择生产责任制形式的权力，真正交给生产队的群众。这是农民应有的民主权利。有些干部既不放心，更不放手，事先规定了许多框框，这不好。你认为不该搞包产到户的队，群众就是要搞，怎么办？你可以建议、引导，进行算帐对比，权衡利弊，但不能强制。决定权在社员群众。即使群众选择的不那么恰当，也要让他们自己通过实践总结经验进行改正。
摸索出一条符合贵州实际的路子来
贵州农业的路子究竟怎么走？省委负责同志对记者说，现在还没有成熟的经验。但是，过去的一套行不通了，照搬外地的经验也不行。我们现在只能立足于包干到户、包产到户，在实践中因势利导，摸索出一条符合贵州实际的路子来。农民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农田本身抓好了，多种经营开展起来了，生产力水平就会向前发展，就可能出现新的分工，有的种粮食，有的从事多种经营，有的搞农副产品加工，这就有可能走上专业承包的统一经营。这种统一经营，与放宽政策前的“大锅饭”不同，与小而全的作业组也不同。那将是在自愿互利的前提下，由小范围的联合，发展到较大范围的联合。反正是要因队制宜，因人制宜，人尽其才，自愿互利。这种联合不是来自上级的行政命令，而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这样发展起来的联合，将是巩固的。这些设想，并不都是在短期内可以实现的。但是，随着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农民积极性的提高，贵州农村已经萌发出许多好的苗头。例如，农民对良种和科学技术的要求迫切了，集资购买农业机械的势头上升了，为解决剩余劳动力出路的新生产门路开辟了，田土种植上的互助协作和多种经营上的新的联合也出现了。
1965年，周恩来总理曾经勉励勤劳的贵州人民要
“后来居上”。《人民日报》也曾发表过一篇贵州《后来居上》的文章。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周总理和2，700万贵州人民的这个共同愿望没有能够实现。今后能不能实现呢？看来只要端正指导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把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是完全可能的。关键在于同“左”的一套彻底决裂。贵州真正放宽农业政策不过年把时间，农村形势已经出现了好的势头，就说明了这一点。
本报记者 钱湜辛 鲍春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