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同茅盾在一起的日子里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早年同茅盾在一起的日子里
胡愈之
茅盾同志不幸离开我们了。
他给我们留下了辉煌不朽的著作，有小说，有诗，有戏剧，有译文，有文艺评论，也有政论。更重要的是他的创作小说。很早他就投入文学的研究，他写了希腊神话和《中国童话集》。他对中国古典文学和世界文学，有过刻苦的钻研。他翻译了法、英、俄罗斯以及被压迫民族的名著。但是他的创作生活却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才开始的。从第一部创作《蚀》起，到后来比较成熟的作品《虹》、《春蚕》、《创造》、《陀螺》、《林家铺子》、《子夜》，《腐蚀》……都反映了每一阶段的革命生活，一直到社会主义革命。这在现在中国作家中是少见的。
茅盾同志的《回忆录》从他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时候写起。雁冰和我是同年龄的。我们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间进了当时国内最大的出版机关——商务印书馆。我在1914年进去，我只读完中学二年级，是以学徒或练习生的身份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在两年以后，即1916年，雁冰才进了商务编译所。他比我强得多，他读完中学以后又在北京大学预科读了三年，所以他进编译所就是编译员或助理编辑了。
商务印书馆当时是全国书刊的出版中心。除了全国学校教科书主要由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以外，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妇女杂志》、《学生杂志》、《教育杂志》和《少年杂志》。通过商务印书馆在全国的分馆，发行范围最广泛的大刊物几乎全部由商务印书馆包办。办刊物的目的，就是为了做书籍，特别是做教科书的广告。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有一百多位编辑或助理编辑，大部分是从封建社会科举出身的士大夫，一部分是留学过美国和日本的洋学生。他们都是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当时世界大战的结束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整个国际形势和中国国内形势起了大变化。中国国内由于欧战，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开始有所增长，而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化中国的野心也更大了。但是这种形势，还不能影响“闭关自守”的商务印书馆，使商务印书馆在经济上受到冲击的是“五四”前后的“新文学运动”。
所谓“新文学运动”最初是一场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斗争，是陈独秀、胡适、刘半农等人在群益书局发行的《新青年》杂志里首先提出的。中国语言和文字早分了家，用文言文写文章已经有了两三千年的传统习惯了。所以这是一场极其猛烈的思想斗争。除了《新青年》以外，最初只在北京大学出版的《新潮》等杂志和北京报纸的副刊，登载了白话文的论文、小说和诗。在上海只有时事新报的《学灯》，后来是民国日报的《觉悟》接受了白话文。那时茅盾同志用各种各样的笔名在《学灯》上写白话文的短文和译稿。但是“新文学运动”的主要的提倡者，仍然是《新青年》杂志。记得当时每逢新的一期《新青年》杂志在日报上登了出版广告，我在下班以后就匆忙到棋盘街群益书局去零买一本，以先睹为快。我总是在群益书局遇到雁冰同志，但是在编译所内部我们绝口不谈《新青年》和白话文的事。因为直到1919年为止，商务印书馆的刊物仍坚持用文言文，反对用白话文。不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是坚持反对“新文学运动”的，章行严的《甲寅》杂志和南京的《学衡》杂志，上海的“礼拜六”派也都是反对白话文的顽固堡垒。
但是到了1919年，在北京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立即就在南方各大城市引起了反应。“五四”运动是反帝反封建要求民主科学的政治运动，恰和“新文学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原先商务印书馆的刊物，都是用文言文的。《东方杂志》还在提倡“东方文明”，因而和《新青年》杂志正面交锋。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月报》已经不受读者欢迎，林琴南用文言文翻译的外国小说销数也不断地下跌。这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商务印书馆不能不考虑的，因而从二十年代初期商务印书馆在书刊出版的方针上，作了一些比较进步的改革。而由雁冰同志代替王西神主编《小说月报》，可以说是“新文学运动”取得胜利的一个里程碑。恰巧“文学研究会”也是这个时期成立的，最初“文学研究会”还只有在北京的十二个发起人。后来郑振铎同志因工作分配到上海，和雁冰同志紧密结合起来，会员人数扩大到了全国，还在商务印书馆出了《文学研究会丛书》。本来“文学研究会”是一个比较松散的文艺团体，只是标榜了“为人生的艺术”；后来由于和鲁迅的合作，对于当时所谓“为艺术而艺术”进行反击，雁冰同志在其中起了主要的作用。这样，雁冰同志青年时期在文学上就逐渐发展成为鲁迅以外中国第一个革命现实主义作家。我想这样的提法，对于茅盾同志不会是溢美的。
正如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所说：从“五四”以后的二十年，“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和鲁迅相比，茅盾同样是这个文化新军的创始者和指挥者。和鲁迅一样，茅盾对古代中国文学和十九世纪以来的世界文学作过长期的深刻的研究、介绍和批判，最后才找到现代中国自己的文学道路，这就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现实主义的道路。
列宁曾经说：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雁冰同志也说过，他爱左拉，也爱托尔斯泰。但他在试作小说的时候，却更近于托尔斯泰了，这是因为左拉是为了写小说，才去经验人生，他对人生的态度是冷酷的。托尔斯泰则是经验了人生以后才来作小说。托尔斯泰是热爱人生的，但是他的作品又是现实人生的批评和反映。
如果我们把茅盾和托尔斯泰相比，那是并不恰当的。但是他的全部创作生活，却反映了六十年来中国革命的每个时代的实践。
在1927年以前，他还没有开始创作生活，却已经投入革命队伍中了。1920年他开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接着就和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李达同志等参加在上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和共产主义小组。到了1921年他就成为最初的上海党小组的成员。1925年的“五卅”运动，以及和杨贤江、陈云同志等领导的商务印书馆职工运动，1926年的国民党二次代表大会和1927年的武汉大革命，茅盾同志都是作为地下党员参加的。虽然他积极参加了党初期的革命活动，他并没有脱离对文学——中国古典文学和世界文学的钻研。他对俄国文学和十月革命的研究，使他找到了一条以后始终不变的道路：文学是手段，革命才是目的。文学反映革命的实践，而革命的胜利和失败，又或多或少受文学的影响。
在党产生的最初时期到武汉大革命，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还有待于作正确的总结，连身历其境的雁冰同志，也只能说：“那时的广州是一大洪炉，一大旋涡——一个大矛盾。”“这时的武汉又是一大旋涡，一大矛盾”。所以他的第一篇创作——《蚀》开始用了茅盾这个笔名。
这是毫不奇怪的。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最初七年里，党员中大部分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只占极少数。而武汉大革命，不到两年，几乎席卷了半个中国，共产党不但有了自己的军队，而且湖南的三百万农民，湖北的一百万农民，也武装起来了。但是除了不明中国国情的共产国际的代表以外，党的领导层真正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就不多。这样，在革命取得空前胜利的日子里不犯左倾幼稚病，几乎是不可能的。加以国民党内的反革命右派，如蒋介石、汪精卫等都是伪装作左派，他们装得越“左”，对革命的损害也越大。诚然，可以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归之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但是右倾机会主义很快被党的“八七”会议所否定，党内右倾分子只是极少数。
当时我没有去广州和武汉，但是许多从武汉回来的人，包括雁冰同志在内，和我讲起了武汉的情形：在繁华的街道上，男子往往被截住剪除长袍的下半截；梳头的女子被剪去了头发；所谓土豪劣绅，往往不问姓名，就被戴上高帽游街，也有当场经群众审判后立即枪决的；还有革命群众内部的武斗。这和十年浩劫时期又多么相似啊。正因为这些过左的作风，使党逐渐脱离了广大群众，国民党反动派才有可乘之机。回想起除国民党宣传机关的造谣以外，还没有一部写当时武汉情况的小说。如其有之，就只是后来题名为《蚀》的《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了。
三部曲是在1927年他从汉口回到上海的时候，开始写，而在1928年去日本以前完成的。由于第一次用了茅盾这个笔名，才能在《小说月报》上发表。雁冰在以前十年中翻译了许多著名的文学作品，但是写作小说，还是从这三个中篇开始。这三个中篇在当时进步的文艺界却引起了轩然大波。
武汉大革命失败以后，党中央仍然在上海进行地下工作。当时领导思想仍然是“左”的；认为革命正在由一个高潮到另一个高潮的中间，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城市和农村的起义，向国民党夺取政权，建立中华苏维埃。在党的领导之下，一些作家，开始在上海办半公开的或地下刊物。以蒋光慈、阿英等同志为代表，他们首先攻击《幻灭》、《动摇》和《追求》，认为这是消极的甚至反动的。茅盾同志到了日本以后，写了《从牯岭到东京》就是为了答复文艺界的批评。他在这篇文章中作了自我批评，但也对当时所谓“标语口号文学”作了批评。后来在这三篇中篇小说出单行本的时候，重新改了名叫《蚀》。是什么意义呢？“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也”。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只是暂时的，而革命的胜利是必然的，譬如日月之蚀，过后即见光明；同时也表示他自己的悲观消极也是暂时的。
历史的事实说明，党经过了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三次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到1935年的遵义会议才改正过来。1928年以后，茅盾同志和党失去了组织上的关系，到1931年他要求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没有得到答复，原因就在这里。（注一）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是道路是曲折的。在《从牯岭到东京》（注二）的最后两段里他说：
“悲观颓废的色彩应该消灭了，一味的狂喊口号也大
可不必再继续下去了，我们要有苏生的精神，坚定的勇敢
的看定了现实，大踏步往前走，然而也不流于鲁莽暴躁。
我自己是决定要试走这一条路；《追求》中间的悲观苦
闷是被海风吹得干干净净了，现在是北欧的勇敢的命运女
神做我精神上的前导。但我自然也知道自己能力的薄弱，
没有把文坛推进一个新基础那样的巨才，我只能依我自己
的信念，尽我自己的能力去做，我又只能把我的意见对大家
说出来，等候大家的讨论，我希望能够反省的文学上的同
道者能够一同努力这个目标。”
十年浩劫已成为过去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反左倾思想的方针、政策已经深入人心。“坚定的勇敢的看定了现实，大踏步往前走，然而也不流于鲁莽暴躁……”雁冰同志早在青年时期说的这一段话，在今天也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注一〕见胡耀邦同志在沈雁冰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
〔注二〕1928年7月16日写于东京，载《小说月报》
第19卷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