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把洋务派的外交活动从洋务运动中抽出去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问题讨论

　　不应把洋务派的外交活动从洋务运动中抽出去
　　乔还田
开展对洋务运动的讨论，确是一种有意义的事情。近读李时岳、胡滨合写的《论洋务运动》一文，受益非浅。作者不囿于成说，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他们认为，中国近代从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是个向下沉沦的过程，而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则是个向上发展的过程；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官僚是远承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近继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的思想兴起洋务运动的；洋务运动虽不能和当时广大人民的斗争相提并论，但在客观上导致了资本主义幼芽的出土，而且从它发生、发展到政治上破产的过程，也反映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认识由浅入深的过程，所以不能抹煞它的历史地位和进步意义。上述见解，笔者认为是有道理的。在该文中，作者还指出，“在中外力量对比日益悬殊的严峻形势下”，“每当帝国主义肆意欺凌的时候，千方百计地避免和外国兵戎相见，成为李鸿章外交政策的特色”，但是，“避战属于外交，图强属于内政，两者并不完全是一码事。洋务运动属于内政范围。”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作者是主张把洋务派的外交活动从洋务运动中抽出去的，也就是说，探讨洋务运动不必涉及洋务派的外交活动。对这种观点，笔者是无法苟同的。
众所周知，“洋务”一词原是清政府办理西洋事务的通称。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上自清廷，下至一般官僚，把凡是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商、交涉、作战诸事说成是“夷务”。这种称谓，反映了清政府鄙视、轻蔑西洋诸国的心理，因为在这些封建统治者眼中，堂堂“华夏”无疑是“天朝上国”，而其他国家是不在话下的。但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天朝”的神话却被昔日所鄙视的“夷狄”又一次打破，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内一部分官僚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他们感到，把西洋诸国鄙视为“夷狄”的做法已经不妥了，于是，便用“洋”字（意指来自大洋彼岸）代替“夷”字，将“夷务”改称为“洋务”。这种称谓的改变，一方面标志着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另一方面仍然保留了区别原来中国内部事务和西洋诸国交往事务的意见。当然，更重要的是，鉴于当时“内忧外患，至今已极”的可危情形，那些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改变看法的官僚，提出了“资取洋人长师”的口号，他们主张用西方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李鸿章指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不必用其人。”（《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10页）曾国藩也说：“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独有，在中华则震于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曾文正公全集》第2册第417页）这样一来，兴办“洋务”便成为一种潮流，“洋务”活动的内容也就不纯属原来的外交事务，进而扩大到国内事务方面，诸如修铁路、架电线、办工厂、兴学堂等。作为“洋务”活动的首批重点项目，洋务派分别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京师同文馆、安庆军械所等。而专门处理外交事务的机构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则又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全面开始。由此可见，洋务运动一开始就与近代外交活动有着紧密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尽管后来洋务运动的重点是在经济方面，但是，我们却不能否认洋务派在这期间所进行的外交活动是服从于国内经济政策的。也就是说，当时的外交政策是围绕着国内“新政”展开并力图为其创造条件的。曾国藩曾就他的外交政策声言：“伏见道光庚子以后，办理夷务，失在朝和夕战，无一定之计，遂至外患渐深，不可收拾”，因而，他主张在“外国强盛如故”的情形下，“唯有委屈求全之一法”才能争取到国内的和平与稳定，否则，在强敌如林的世界中就无法谋求清帝国的“中兴”和独立。李鸿章自1870年负责外交以后，仍然坚持曾国藩的“委屈求全”外交。他在给清廷的奏折中指出：“亚州各邦，自欧人东来，以兵戎相见，先胜后败，覆辙可寻，可为殷鉴”。他还说：“每有一次构衅，必多吃一次亏”。为了争取“二十年内，不至生事”，他认为“办理洋务，以了事为要义。”（《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11第5页）曾、李二人皆是洋务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们的外交主张所以能够这样前后呼应，如出一辙，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都幻想通过“委屈求全”和“了事”外交求得国内“十年无事”（曾国藩语）、“二十年内，……不至生事”的安稳环境来从事经济建设。但是，事实表明，这种政策非但争取不来国内的和平与稳定，恰恰相反，“委屈求全”招来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贪得无厌，从而不惜对我发动侵略战争。所以，笔者认为，曾、李的外交活动不但没有给他们的经济活动创造有利条件，而是起了反作用，帮了倒忙。由此，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洋务运动的失败，是同洋务派奉行的错误的外交政策分不开的。在这一点上，李鸿章应负主要责任。
洋务派奉行的外交政策，除了“委屈求全”、“了事”，亦即“千方百计地避免和外国兵戎相见”的特色外，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李鸿章的“以夷制夷”论。其实，这一特色也无非是他在军事、经济活动中所提倡的“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在外交领域的发挥和运用。说得通俗一点，李鸿章是想借甲外国的力量，以成中国的力量，来对付乙外国的。凭心而论，这种利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的做法本身是无可指责和贬斥的。而应该批判的是，李鸿章将利用变成了全力依靠，结果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以中日甲午战争为例，在战争前夕，许多迹象表明日本要对中国开战，而李鸿章却不作任何实战准备，只忙于外交活动，劝英、俄、法、德、美等国“主持公道”，从中调停。而英国是暗中支持日本的，沙俄等国也不愿意帮助中国。所以，战争一打响，清军一败涂地，李鸿章本人苦心经营了二十多年的北洋海军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由此可见，无论从哪种角度考察，洋务派的外交活动同洋务运动都有紧密的联系。所以，在全面评价洋务运动时，必须考虑到洋务派的外交活动（如何评价是另一回事），否则，就不能对洋务运动做出正确的、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