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重效果的发展经济的新路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走重效果的发展经济的新路
　　王向明
当前要很好完成调整任务，我认为，必须澄清三个似是而非的观点，坚持一个正确的观点。
需要澄清的第一个观点是，经济发展速度总是高比低好。过去在片面追求高速度的狂热时期，人们一提到高速度就联想到百分之十几、二十几、三十几甚至更高的增长率，现在虽然很少有人鼓吹这样的高速度，可是仍有不少人面对百分之十以下的经济增长率总不免感到泄气。为了改变我国落后的经济面貌，高速度发展经济是人们共同的愿望；但是经济发展速度不能凭主观愿望去决定。速度究竟高一些还是低一些好？必须从实际出发，看需要与可能，不能总是高比低好。从世界各国的实践看，长期平均发展速度都不可能很高，例如在1870年到1969年这百年中，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一般都只达2％到4％多一点，没有超过5％的；在1950年到1974年间，速度稍快一些，一般也只达2％到6％，只有个别国家如日本达到8．9％；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比较快一些，在1951年到1977年期间，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一般也只在5％到10％之间。我们虽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可以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但不能有不切实际的空想，过头了，就会适得其反。
实践证明，不顾现实条件，忽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忽视按比例发展，忽视经济效果，片面追求个别部门或少数产品一时高速度的做法是错误的，也是达不到目的的。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理想的发展速度，应是符合实际需要与可能的、协调发展的、经济效果良好的、能给人民带来实惠的、持久稳定的增长速度。这种速度从短期看可能并不高，只是中等速度；但是，从长期看则是真正的高速度。只有这种速度才能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
需要澄清的第二个观点是，只有优先发展重工业才有国民经济发展的高速度。过去，曾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即优先发展重工业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客观规律，是社会主义经济高速度发展唯一正确的途径，等等。因此，基本建设和工业生产中，重工业总是处于特殊领先的地位，“以钢为纲”就是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突出表现。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国家有较优越的条件，可以在需要时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但在条件变化的情况下，也可以采取不同的方针，这里并不存在把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不变方针的必然性。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只看到重工业的发展可以提高国民经济技术装备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加速生产发展的一面作用；而忽略了重工业的发展必须有消费资料的相应增长为其必要条件，也忽略了生产发展速度并非只决定于技术装备程度，它还受其它许多因素的制约。就发展生产所需要的资金而言，重工业投资多、周转慢，远不如轻工业投资少、周转快，可以较快地增加收入、扩大积累和发展生产。至于实践的结果，我们都已看到，重工业过急过猛的发展，挤了农业、轻工业和其它部门，招致农、轻、重比例关系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失调，使经济效果严重下降，这种恶果迄今仍在折磨着我们。遗憾的是，迄今有些人，当人们强调大力发展农业、轻工业而适当放慢重工业的发展时，仍恋恋不忘优先发展重工业与经济发展高速度之间的联系。他们对调整某些不合需要、不应发展的重工业企业，总是“想不通”，甚至制造阻力。这说明上述观点的有害影响还远未肃清。
需要澄清的第三个观点是，要发展生产就得扩大积累。这句话看起来与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泉源的理论，似无不合，但它容易使人们只重视需要增人增资的扩大再生产，而忽视挖掘现有企业潜力的扩大再生产，特别是在实践中，常常以为要发展生产就得首先搞基本建设。长期以来，我们社会主义经济中，普遍存在着一种“积累热”，其突出的表现就是热中于盲目扩大基本建设，铺新摊子，而忽视对现有企业的生产能力的充分合理利用，这种情况迄今仍未完全扭转。例如，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提出已两年多，远远超过国力的过大的基建规模一直收缩不了，甚至在许多地方还有所扩大，这已成为财政信贷不平衡、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与长期存在的“积累热”的病根没有消除分不开的。在当前的调整中，我们应该消除这种热病，坚决压缩基建投资，大力降低长期以来过高的积累率，逐步做到保持适度的积累率，注重积累的使用方向，提高积累的使用效果，使积累的合理分配确能成为调整国民经济结构的枢纽。
在当前的调整中，我们应该坚持的一个正确观点是，从提高经济效果中求速度。良好的经济效果意味着社会劳动的大量节约，由此节约的社会劳动不仅可以直接增产社会需要的产品，而且可以为合理安排或调整比例关系提供更多的资源，从而促进生产的发展。在实践中我们看到，经济效果的好坏对生产发展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例如1971年到1978年，积累率一直很高，平均高达33％，但由于每百元积累新增国民收入平均只接近“一五”时期的一半，所以这八年的国民收入年增长率远低于“一五”时期。如能保持“一五”时期的积累效果，则积累率可降低近一半，八年共可节约积累基金三千多亿元。这颇能从反面说明问题。
三十年来，我们已建设了一个相当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但利用效果很低，现有工业固定资产未能发挥效益的约占40％。流动资金的积压情况也很严重。如果通过经济比例关系和经济结构的调整，通过体制的改革，通过适合国情的投资政策和技术政策的采用，通过对现有企业挖、革、改的深入进行，大力提高现有生产资金的利用效果，今后我们的社会生产，即使在较低的积累率下，也可以有较快的发展速度。1979年和1980年在能源生产很少增长甚至略有下降的情况下，工业生产两年的增长率分别达8．5％和8％，其中轻工业生产的年增长率分别达到9．6％和14．7％，超过了同期重工业的年增长率（7．7％和1．6％）。这是工业调整取得初步成果的证明，也是提高能源利用效果可以大大促进生产的证明。据有关单位估算，如果我们的能源得到较合理的利用，在现有能源生产水平下，整个工业生产也可增加一倍。
总之，在当前的调整中，我们一定要真正确立从提高效果中求速度的思想，才能使我国经济获得持久稳定的增长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