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史比较研究讨论会上的种种意见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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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哲学史比较研究讨论会上的种种意见
《中国哲学》编辑部、《外国哲学》编辑部和《光明日报》理论部最近在京举行“哲学史比较学和中外哲学史异同”专题学术讨论会。从事中外哲学史研究和教学工作的老专家、教授和中青年哲学史工作者四十余人参加了讨论会。与会的同志认为，建立“哲学史比较学”，开展哲学史比较研究，有利于中外哲学史研究的科学化，有助于正确地理解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
发言的同志指出，在旧中国，有些学者曾经进行过中外哲学的比较，有的人曾提出过不能用研究西方哲学的方法来剪裁中国哲学的看法。但是，他们中有的人从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思想出发来进行比较，得出了中国儒家思想是最高思想的结论，宣扬国粹；有的人则从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观点出发来进行比较，认为中国哲学不如西方，宣扬民族虚无主义。这些都是错误的。解放以后，我们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中外哲学史，方向是正确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哲学史研究中也存在着教条主义、简单化、公式化、贴标签的毛病。其表现之一，是把苏联的一套做法，当作框框来套中国哲学史。事实证明，旧的洋教条（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方法）不行，新的洋教条（苏联的框框）也不利于哲学史研究的发展。近几年来，我国哲学史工作者开展了关于苏联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和方法的讨论，关于正确地评价历史上唯心主义哲学的讨论，对于克服哲学史研究中的上述弊病，活跃思想，打破僵化，起了积极的作用。提倡哲学史比较研究，也有同样意义。通过比较研究，得出人类思维发展的共同规律，同时得出各民族和国家思维发展的特殊规律。做好这项工作，不仅有利于提高我们的中外哲学史研究水平，有利于哲学史研究的科学化，而且有助于我们总结人类思维发展历史中的经验教训，从而提高我们的理论思维能力。
在讨论中外哲学的异同时，发言的同志认为，不但要注意研究中外哲学的异中之同，而且要注意研究中外哲学的同中之异；不但要从中外哲学的不同发展中找出它们的共同规律，而且要注意研究这些共同规律在不同国家、民族的哲学中的不同表现。发言的同志谈到，中国的先秦诸子哲学，与古希腊哲学，是比较接近的；但是，以后的发展，距离却越来越大。例如，欧洲中世纪哲学内容比较贫乏，而中国封建社会哲学则比较丰富多采；欧洲近代资产阶级哲学比较发达，而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却比较孱弱。因此，我们不能笼统地说中国哲学不如西方，也不能说中国哲学在任何时候都是世界上最高水平的。我们中国人既不要妄自尊大，也不要妄自菲薄。我们反对那种“欧洲中心论”，认为中国无哲学的偏见，也反对认为中国什么都好的国粹思想。
有的同志说，解放前有的学者在进行中西哲学比较时，认为唯物唯心的斗争是西洋的事情，中国没有。这是错误的。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是总结全部哲学提出来的，具有普遍意义。但是，在运用这个原理去分析研究哲学史时，要考虑到各个历史时代和不同民族的特点。恩格斯曾明确指出，“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0页）就是说，这个问题在哲学史上的表现有一个过程，在古代，它是不太清楚、不够明确的。在古希腊，把“一般”当作离开“个别”而存在这样的唯心论是比较多的（如柏拉图），这种唯心论不是直接用意识决定物质的观点表现出来的。在中国，古代哲学家中，有的对哲学基本问题回答得比较明显（如王阳明），有的则不是直接表现出来的。又如，中国哲学中，社会伦理思想往往占较大分量，而用唯物主义来解决社会伦理问题，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后的事情。如何评价中国哲学中的社会伦理思想，是需要我们去具体分析、仔细研究的，决不能简单化。
关于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与会同志也比较了中西哲学的差别。有的同志指出，西方哲学与自然科学关系密切，而中国哲学特别是先秦以后就很差。西方哲学中不仅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相联系，唯心主义也充分利用了自然科学，在古希腊如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文艺复兴以来的哲学家许多都是自然科学家，笛卡儿、莱布尼兹、康德、黑格尔等人都是精通自然科学的。而我们中国的哲学，继承了孔子的传统，重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往往是哲学、伦理、政治三位一体。中国古代自然科学成就不少，但从哲学上概括不够。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现在提倡哲学工作者学习自然科学，建立同自然科学家的联盟，是非常重要的。
与会同志还对今后如何开展哲学史比较研究提出了很好的意见。
（张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