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你和农民一起这样想吗？——同福建等地农民的田间谈话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同志，你和农民一起这样想吗？
——同福建等地农民的田间谈话
本报记者 安岗 段存章
到福建农村，耳闻目睹许多新鲜事情。如果把它概括为：“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政策真正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似乎近于人云亦云。可是新事情中确实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实行多种形式的责任制后，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如何适应农村新的形势，发挥更大的作用，就是一个问题。
听农民的言谈是令人鼓舞的。
福建省漳州城南25里地，有一个道旁小庙叫木棉庵。庵旁有一块石碑，上写着“宋郑虎臣诛贾似道于此”。这是公元1275年宋朝忠义之士郑虎臣为国除奸的记功碑。我们先看碑，后进庵。十年浩劫期间，观音像被砸烂了。现在又摆上了新的泥像，香火还是有的。就在我们观看时，一位六十多岁的农民主动找我们搭话。这个农民名叫李松木，是孔木棉大队第八生产队社员，他滔滔不绝地向我们做起思想政治工作来了。
李松木指着庵前的一块块绿油油的秧田说：“你看现在田里没有人，为什么？农民一大早就把活干完了。太阳出来前把地种好，比太阳出来后要干得好多了。”这个生产队的地，花生苗出得齐，甘蔗苗长得旺，农民概括了十六个字：人有干劲，活有质量，地有产量。李松木说：“前几年一季一亩稻六百斤，今年想一季干它一千斤。家里粮食吃不完，我喂猪、喂鸡、喂鸭，还到农贸市场上卖（哈哈大笑）。过去种田弄一个框框，哪能不瞎指挥！如今，种田的有了自主权，我们对自己那块田种啥很熟悉，啥时种也清楚，犁耙的细，喂猪积肥，还到城里拉垃圾，统统上到地里，农民种地谁不算账！”
凡是政策真正落实的地方，农民再不谈“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而是急于说话，生怕下来的干部不大清楚农村眼前的变化。我们访问农户时，一个妇女插了一句话：“现在是我们多少年来过得最幸福的时光。”真的吗？于是，我们把一个经常被人问、而又总是答得干巴巴的问题向他们请教。
“你看，共产党的政策今后会不会变？”
一位农民沉吟了一会儿，表情十分严肃地说：
“这是我想了几十年的一个问题。”
“有了看法了吗？”
“不敢说那么准，现在总算得出了一个道理。我们三十年来跟着共产党有感情了。农民不懂理论，看共产党，就是看党姓什么。是姓穷，还是姓富？国民党是姓穷的，地主把我们农民弄穷了，他们才肥了起来。共产党、毛主席解放了我们，土地改革，组织起来闹生产，都是要我们富。有一段时间是干得不错的。我们说共产党姓富，因为党是要我们农民富、集体富、国家富。后来不行了，要富的都被当成资本主义批了。我们有些怀疑起来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办法好，说到我们心里，有人不执行中央的办法，耽误了一点时间，变好才不过几个月。现在我们信了，共产党还是姓富，这是变不了的了。为什么要怕富呢？穷的苦头难道还没有吃够？”
我们问：“农民富了，国家能富吗？”
这是一个很幼稚的问题，农民听了却非常敏感。
“不要放心不下。农民受了党三十年的教育了。农民的觉悟在哪里？说在嘴上，行吗？我们种地，交征购粮，都是国家、集体、个人，哪头重哪头轻掂量着哩。好日子是共产党给的。国家的份量最重。公粮晒得干干的，还要多交多卖呢！”
我们相信农民的话，但也观察到，农民现在思想上最大的问题还是怕变。去年有些地方农民卖猪发愁，今年夏季油料丰收，又要愁卖油了。他们怕变，最怕的是搞土政策。东西多了是好事，但不收购或是随意改变收购办法，那就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我们要维护农民的利益，维护党的政策的一贯性。这是对农民进行思想工作的一个起码的要求。
农民的国家观念是深刻的。福州市郊区六十二岁的陈明松，是这方面的一位典型人物。他是一个老花农，二十七岁起就开始在家专业从事种花。1958年，他同六、七个花农发起办了百花场。到“文化大革命”前，这个场有各种花卉、盆景100多种，十万多株，花卉畅销国内外，年产值二百万元。1969年，突然来了砍花队，一百多人进了百花场，见花就砍，见盆就砸，有些已培育多年、甚至上一代人留下的花种大母树，也一起被连根刨掉。当时被毁的花卉苗木损失达50万元，被毁的枝杆晒干后给香料厂当燃料烧了三年。社员房前屋后也不准种花。陈明松不发一言，偷偷地把茶花、杜鹃、兰花等好品种移到篱笆边，暗暗种花，有时把花伪装在篮里，拿到城里老顾客那里偷卖一点。我们问他：“你现在敢不敢讲话？”他说：“我不但敢讲，更敢干！国家鼓励种花，人民需要花，花还要出口，我还能不干！”别人一次卖5，000元，他完全可以卖得更多，但整整一年也只卖2，000元。他说：“我是品种第一！”有一种最名贵的石柎花，他现在只有一株，种在一个小盆里，已经长出一个新芽，他说：“这比我的生命还贵重。”有一棵名贵花，别人掏400元钱给他，他也不卖，他要为国家保存和发展这个好品种，把这株名花栽遍祖国大地。这种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是十分可贵的。
社会主义能救中国，也能富中国。现在一些报刊，一说到富，往往讲社员一年得到几千元的收入，讲社员们钱多、粮多、猪多、鸭多。这些现象是令人高兴的。比这些变化还深刻得多的，是社员中蕴藏的爱国和富国之心。一位叫陈炳文的社员说：“过去屋檐滴水以内是我的，以外的都与我不相干。”现在实行多种形式的责任制，加上多种经营，他一家年收入三千元，口粮人均一千斤。他的心放开了。他看到田，看到山，看到水，看到集体和国家的一切，劲头大着哩！他说：“我的责任心，就是为国家、集体、也为自己干多多的事情。”
农民对党的感情是不能低估的。我们对农民的思想工作脱离了这个实际，那就是空洞说教。一位农民这样描述自己对党的感情：“分土地和组织起来的时候，我们从心眼里感激共产党和毛主席。当时高高举起一只手，喊着‘共产党万岁！’有一段时间，让天天喊，天天举，我的手举不过头顶了。现在要喊共产党万岁，我双手举得高高的。”农民就是这样总结30年的历史的。在嘈杂的议论中，我们从人群中听到洪亮的声音：“现在共产党进步了。”农民的话是实在的，党的政策得到这样的评价，证明是真正深入人心了。
我们接触了许多正为实现党的三中全会的路线、政策艰苦奋斗的农民，他们鲜明的政治观点和切切实实的行动，是左右农村变化的支配力量。
浙江省诸暨县三都公社长连大队一位名叫章光华的社员，他是《人民日报》的热心读者。他关心的是他所在地区落实党中央关于纠正“左”的错误，落实各种责任制的问题。他认为党中央的方针很正确，可是在本地却得不到应有的贯彻。一个普通农民要不要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同不执行党的政策的现象进行斗争？他的回答是一定要争。为此，他写信给党的领导机关和《人民日报》。给《人民日报》的信，转回到县里。这件事如果发生在过去，就有可能被戴上反党的帽子，因为他的信中明确指出“县委书记，你是错了”。这个社员有政治胆量，他不怕一切非难，他相信自己一个人代表的是千百万人。他的信是1980年底写的，要是能够在当时就发表在报纸上，让大家看看一个社员的意见该是多好。而且，如能及时发表，肯定会加速这里农村建立多种形式责任制的进程。现在，这封信所体现的党中央的观点，已经占了上风了。
当着农民和党的关系一致时，党报和读者的关系也变化了。有些普通的社员读报了。他们读报是寻找斗争的武器。有的农民从安徽最早实行责任制开始，就把报纸的一篇篇报道和评论叠起来，揣在怀里。他们对报纸发表的关于责任制的报道和评论，都一一记得清楚。他们用这些材料同不大理解或不积极执行中央政策的人进行讨论。有文化的青年社员往往站在讨论的前边。没有人能压倒他们理直气壮的声音。
觉悟了的农民是理直气壮的，不怕压的。我们来到龙海县的汤头大队第五生产队，这是一个落后队，在田头上同三名犁田的农民交谈。一谈话，好多人找上来插话，开始一处谈，后来变成好几处谈，农民都想把心里话掏出来。他们抱怨责任制搞晚了。为什么要包产呢？有的说，我们这个队180人，就有22个干部游来游去，去年劳动日值只有三角多。有的说：“再不搞责任制，家当都快被吃光了！”现在这个队的22个干部由“田头站”变成“田里干”。我们问社员江齐：“有没有不同意搞责任制的？”他答：“有个干部，房子还没有盖，就不愿意。”农民有了自主权，对领导班子就有了发言权，人民有了民主权利，可以推动更好地执行党的政策。
中国农民是最好的农民，也许这样说并没有夸大。他们不是没有局限性，比如有人还相信菩萨。我们在一些寺庙看到了有人在拈签，我们问，签上的话是可信的吗？有人这样回答：“信签的人是极少数，但毕竟这一张小竹片对于抽签的人起到了‘有问必答’的作用，你抽一根，总有一个答案。”我们的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工作人员、我们的信访部门，要是能做到有问必答，农民为什么非要听鬼话。一个农民要是敢于把他的个人问题提出来，并且能及时地得到回答，哪怕回答得并不一定完全满意，只要有来有往，菩萨也要失业了。
给迷信落后等等现象贴上政治标签是很容易的，但是政治标签并无多大用处。党的工作就是要来过问农民个人要求解答或解决的问题。农民为什么拈签呢？看来还是党的工作没有做到农民的心坎上。实行责任制后，各个农户的积极性发挥出来了，领导上也应主动把细致的思想工作做到户。报上登过一条新闻，说某县决议每个县委委员每天要给群众做五件事。这个指标看来可能高些，也许有些人做不到，但它毕竟提出了一个新问题。每个农村工作的干部除了办公开会，发一般的号召和布置工作之外，是不是能够多拿出些精力解决农民的个别问题？这些个别问题大体不外是：家庭问题、政治问题（如落实政策）、人与人的关系问题、疾病问题、是非问题、前途问题，等等。不要小看那些琐碎的个别问题，其中往往是有普遍意义的事物，解决了一个个别问题，就有可能找到一把解决一大堆相同问题的钥匙。有人说实行责任制后，干部的工作轻松了，有的地方订出若干条的工作职责，这是必要的。在许多条工作职责中，无妨加上条同寺庙里那根签来一个争夺阵地的斗争。讲大道理是重要的。光有大道理，不去把它变成解决每户每人问题的具体道理，那样的思想工作是打不动人心的。
农民的心很大。有人说，减产两个字今后可以取消了。这可能过于乐观。今后一段时期，还不能完全不靠天吃饭。但说这样话的人是去年同12级台风进行斗争而没有减产的福建农民。话还是有分量的。我们要跟上农民的思想变化，爱护和支持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要做多方面的个别的工作，来加强党的领导，引导农民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