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往事——与茅盾同志辗转新疆的前前后后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难忘的往事〔文艺回忆录〕
——与茅盾同志辗转新疆的前前后后
张仲实
茅盾同志急促地离开了我们，很使人感到意外。在他去世前的3月1日，我还去医院探望过他。那天他的精神很不错，一看见我便热情招呼，我怕打扰他久了不好，说了十多分钟的话便要告辞，他竟然还撑起身子要下床来送。看到他身体还好，我心里十分欣慰，暗自祝愿他早日痊愈出院。不料3月未终，却传来了噩耗，这不能不令人在震惊之余悲痛万分！
我1935年认识茅盾同志，后来又有过一段辗转新疆的共患难的经历。每当回忆起这些难忘的往事，更增加了对茅盾同志的深切思念。
1935年，茅盾同志已是蜚声文坛的大作家，但他仍象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参加上海文化界开展的各种救国活动。在这些场合中，我们由于多次相遇便相识了。1936年2月我担任了生活书店的总经理之后，因为工作的需要，与茅盾同志的交往就更直接、更密切了。那时候，生活书店出版的《文艺阵地》由茅盾同志主编，有些事情要常与他联系；生活书店组织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也都是请他拟目，提出选译哪些，不选译哪些，怎么选译等；对一些书稿的作者，我们弄不清其政治背景及政治态度等，也去找他征求意见。因为在我的印象中，茅盾同志不仅艺术造诣高深，熟悉文艺界情况，而且政治上敏锐而可靠，为人赤诚，乐于助人。事实也正是这样，我每次去找他，他都是放下手头的工作，十分热情地接待，尽他的努力给我们出点子、想办法，帮助解决问题。生活书店在那一时期出版了许多进步的、有益的书籍，都是和茅盾同志的积极支持与热情帮助分不开的。
1937年上海沦陷后，茅盾同志和我分别到了重庆。当时，杜重远在重庆鼓吹盛世才开明、进步，邀人去新疆搞文化教育工作。杜与我甚熟，极力怂恿我去，生活书店想在新疆开辟分店，也主张我去，于是我就决定去新疆。杜重远还邀了茅盾等人，茅盾也决定去。先后同去新疆的还有萨空了、赵丹等。我与茅盾一家同行。我们由重庆出发，经成都、西安到兰州。到了兰州后就被困住了。原来盛世才对我们这些文化人进入他的独立王国有所顾忌，一时拿不定主意而犹豫起来。当时他的借口是天气不好，没有飞机。其实天上天天有飞机在飞。遇到这种情况，我就沉不住气，免不了发些牢骚；一贯持重的茅盾同志内心也是焦急不安，但很少形于色，他考虑得更多的是到新疆以后如何开展工作。后来在杜重远的一再催促下，盛世才不得不安排飞机，我们才结束了困处兰州两个月的生活，于1939年3月到达迪化（即现在的乌鲁木齐）。
到新疆之后，茅盾同志和我都被安排在新疆学院工作。茅盾同志任文学系主任，并兼文学、教育学、心理学等课程；我任政教系主任，并兼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发展史的课程。除去学校工作外，我们还开展了一些社会活动。当时成立的新疆文化协会，就是由茅盾同志担任会长，我担任副会长的。当时新疆的文化教育水平很低，小学校没有教科书。新疆文协成立之后，便抓了编写小学教科书，供新疆各民族统一使用。我们原来对盛世才不大了解，一到新疆，才知道此人是一个心毒手狠的两面派。他表面上伪装进步，内心里对革命却恨之入骨，经常戮杀革命人士和进步群众。对我们这些文化人士，他虽然不敢明目张胆地镇压，暗地里却戒备森严，经常派人跟踪和盯梢。在这种紧张压抑的气氛中工作，我们都十分不快。患难之中见真情，在这种情况下，我与茅盾同志的交往就更加亲密、更加深切了。每个星期天，或者一有空，我就到他家里去谈天，间或议论时政和交谈体会，也经常谈到盛世才的暴行。每当这时，一向稳重的茅盾同志也总是慷慨陈词，义愤填膺。这一段时间里，我简直成了他们家的一个成员。他们也象对待自己家人一样地对待我。记得有一次盛世才的副官突然到茅盾家来，说盛世才要我单独去一趟。茅盾家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因为盛世才总是以谈话为名，暗杀革命人士和他所不满的人。而且平素有事找我和茅盾，都是俩人一起找。这次的做法却很反常。茅盾的夫人孔德沚同志以为我这次一定难逃毒手，不禁失声痛哭起来；茅盾同志动情地久久紧握着我的手，只说了“保重”两个字，就再也说不出话来。当我平安无事首先奔回他们家时，茅盾一家人喜出望外，欢呼雀跃，为我安全归来而庆幸。在那冷寂的环境中享受到如此真挚、如此深厚的关切，我顿时觉得心头暖热，两眼也不禁模糊起来。这件事虽然已过去四十多年了，但当时的情景还是那样清晰地、不可磨灭地刻在我的心中。
1939年一二月间，周恩来同志去苏联医治右臂的摔伤，路过迪化，茅盾同志和我都被邀去参加了盛世才给他举行的盛会。第二天，徐梦秋同志（即孟一鸣）告诉我，说周副主席请他转告我和茅盾同志，说我们可以去延安。我立即把这一消息告诉了茅盾同志，茅盾同志听了十分欣喜。我们都为党牵挂、关怀着我们而感动和兴奋，我们马上就商量决定迅速脱离新疆去延安。但是，从盛世才的魔爪下脱身，决非易事，我们不禁为此又着急起来。正好在二三月间，家里来信说我伯母去世，要我回去安葬（因我小时母亲即病逝，是由伯母抚养大的），我立即写了请假信连同家信交给盛世才，要求准假回家安葬伯母。盛世才口头答应“可以办”，但就是不给解决飞机票，没法走脱。不久，茅盾也接到上海电报，说他母亲去世，茅盾便也向盛世才请假。我们不仅不能透露去延安的动机，也不能流露出一去不返的企图，只说回家看看，办完事就回新疆来。在杜重远的一再说服下，盛世才才勉强同意。于是，我们在毛泽民、徐梦秋等新疆地下党负责同志的安排下，于1940年5月5日离开迪化到哈密。盛世才放走我们后，又突然反悔起来，随即命令他在哈密的部下截住我们。恰巧这一密令电文落在了一位地下党员同志的手中，我们才得以在盛世才下毒手之前迅速离开哈密。此后，盛世才便撕下伪装、肆无忌惮地迫害革命人士，比我们晚走一步的毛泽民、陈潭秋等同志，就惨遭了他的杀害。谈起这一段经历，茅盾同志和我都为死里逃生而暗自庆幸，也为在艰险条件下开辟革命工作的毛泽民等同志的牺牲而深感悲痛。
我们经由兰州到西安后，立即同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取得了联系，正好朱德总司令刚刚从山西前线到西安，要返回延安。于是，我们就随同着朱总司令一行，向延安进发。5月底的一个下午，我们到达了延安。各界群众集会欢迎朱总司令，我们因为同行，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嗣后，边区政府和延安文化界，还专门为茅盾同志和我组织了欢迎会。茅盾同志和我都为这热烈真挚的场面所感动，深深感到党领导之下的边区与国统区真是有天渊之别，由衷地感到一种回到自己家里的幸福感和安全感。我们开始住在党中央南关招待所的时候，毛泽东同志还在繁忙的工作中两次来看望我们，这更使我们感动和鼓舞。不久，我被分配在中宣部工作并兼马列学院工作，茅盾同志则到鲁迅艺术学院讲学。我所住的马列学院在蓝家坪，鲁艺在桥儿沟，两地相距二十五里路左右，除平时开会、听报告和参加有关文化活动和茅盾同志常相会外，我曾两次去鲁艺看他，一次是步行，一次是骑艾思奇同志的马。我们象过去一样在一起谈家常、谈工作及学习中的体会，谈文艺界、理论界争论的问题。茅盾同志心情舒畅，十分活跃，同在新疆时简直判若两人了。
全国解放以后，我们见面更为方便了。每年春节，我都去看他，在一起山南海北地畅谈。往后他年事高了，身体也不大好，我也知道他正抓紧有生之年撰写回忆录等，就有意地少去打扰他，以免妨碍他具有深远意义的工作的进行。
最使我痛心的是，茅盾同志从延安到重庆后写给我的四十余封信，在1947年撤离延安时，我的爱人容飞怕万一遗失落在敌人手中会于茅盾同志的安全不利，而一把火给烧掉了。这些信，有谈文艺界情况的，有表示他对有关文艺问题和理论问题的看法的，如果保存下来，肯定对研究茅盾同志的工作是有益处的。这是一个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
提起茅盾同志和我的交往，要说的事情还很多很多。这里只简要记述几件事，以寄托我的哀思，作为对他的深切的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