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订政策要讲科学，发展科学要讲政策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制订政策要讲科学，发展科学要讲政策
徐冠仁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子能利用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说，要使我们的各项事业得到迅速发展，就必须强调政策和科学的统一。我们制订政策要讲科学；要加速科学事业的发展也必须讲政策。一次，我向一位日本朋友询问战后日本科学技术发展较快的原因。他说了四点：第一，日本国土小、人口多，资源缺乏，不发展科学技术就不能生存下去；第二，日本的国策是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科学技术就是日本的国策；第三，只要对日本有用的，我们就向外国学习，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第四，外国有些专利不卖给日本，我们就与外国合办企业，在合办中学习，在学习中革新、创造。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和国民教育是日本战后经济发展较快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现在有多少人把发展科学提高到国家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呢？又有多少人真正把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加以贯彻呢？我们说制订政策要讲科学，是说政策要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政策要经过认真的科学论证。这儿所说的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又包括社会科学。我们现在制订的不少政策不注意科学性，难免给我们的事业带来损失。向荒山、湖泊要粮等违反科学的政策所造成的后果是尽人皆知的。再举一个眼前的例子，为四化筹集资金，争取外汇，这可算我们在发展旅游事业中的一个政策，但允许外国人到西双版纳原始森林打猎，就不够科学，难免让一些宝贵资源外流。只有把发展科学和制订政策结合起来，才能加速实现我国的四个现代化。
娄成后委员（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教授）说，我国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农业政策存在着不少问题：一，从小农经济出发，只追求小面积提高单产，重量不重质；二，没有合理利用农业资源，包括野生生物、水土保持和人力资源，不注意调查研究，提出一些政策不合理，例如河北水源不够，却提出一年三熟制；三，不提高劳动生产率；四，不讲经济效益。这四个问题限制了生物科学和农业科学在农业生产上发挥作用。
肖纪美委员（北京钢铁学院教授）说，搞活农村经济，让农民走上富裕之路，靠的是政策和科学，当前主要是靠党的政策。科技界也应当进一步落实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可爱的，尽管每次运动来了，首当其冲的是知识分子，但是他们仍然勤勤恳恳地工作，并且做出了成绩。“士为知己者用”，知识分子是愿为社会主义贡献力量的。当前应切实解决三个问题：一、改善中、青年科技人员的生活待遇；二、搞好科研成果的转让；三、重视技术工作，不要单纯以论文来衡量水平。
查全性委员（武汉大学化学系主任、教授）说，国家对科学技术政策一定要注意连续性和稳定性。多年来一直强调科研为政治目标服务，人为地改变科研方向太多。今后要靠宣传形势，了解国内外情况和动向，由科学家们去确定研究任务方向。
李连捷委员（北京农业大学系主任、教授）说，因地制宜是世界各国发展农业和农业科学领域里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开展研究工作的首要课题。因地制宜这无疑是一切生产活动，尤其是发展农业的一个普遍规律。它作为大农业生产的战略性方针，体现了力图按客观规律办事的指导思想，符合“资源—地学—能量带”的规律。把因地制宜只理解为“宜农则农、宜牧则牧、宜林则林、适合种什么就种什么”或“因土种植”，单纯地去适应自然，则过于简单化，而且脱离中国的实际和人的能动性。因地制宜的概念如下：一、因地制宜的“地”，是指发展大农业生产的整个生态环境系统，即四个分系统（大气环境、土壤环境、生物环境、地质地理环境）的综合体，它提供了农业生态潜力，而不是哪个单一因素。二、因地制宜的“宜”，是指在大农业生产中用科学指导生产，运用合理的，最优的人工控制系统，来提高生态环境系统的质量，发挥农业生态潜力的综合功能，建立高质量农田生态系统，获得最高农业生产量和优化的生存环境，而不是采取单一的或某些措施。